苏露锋 ／文

台湾诗人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写道：“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作，瑰丽豪迈，雄视千古。在一定程度上，李白的气质就是盛唐的气质，难怪有不少人把李白看作盛唐的“形象代言人”。

李白在诗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当时读书人的普遍感受。这个“天”，不仅有读书人的天生禀赋，也有皇帝的“天恩”——初唐开放包容的体制，让大多数读书人能够找到存在感，有用武之地。

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从先秦时期的世袭军功授爵，到汉朝的征辟察举，再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然后发展到隋朝的科举制。到了初唐，李世民大力推广科举制度，打破世家大族对官职的垄断。原来搞九品中正，世家大族垄断了官职，崔卢李郑，王谢袁萧，顾陆朱张，都是这些人的子弟在做官。隋朝实行科举制只是开端，打破贵族垄断的效果并不明显。李世民将前代的科举制度加以发扬，创造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选拔人才制度，让寒门的子弟有了更多出仕做官的机会。

唐朝的科举考试，除了必需背熟儒家经典才有可能通过的“明经科”外，还为那些有智慧有能力却不想背书的人留了通道——“进士科”。它对儒经的要求放得很低，只要求参加考试的人写诗、赋，或者写策文回答实际政治问题。同时，再从儒家经典中选取一些句子，要求考生填空，就像现在高考语文中的段落填空，只要填对，就算过关了。

如果一个人文采斐然，又对社会问题有独特见解，只要参加这个考试，可以被授予“进士”出身，其受到的待遇，甚至比“明经”出身的还要高。“进士”出身的人更加干练，能做事，因此比那些“明经”出身的学究更受朝廷重用。

进而，从唐高宗时期开始，进士科基本上不再读古文儒经，而是阅读当代人的时论，并比拼诗词歌赋。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人们对于现世的关注超过了古代，也造就了唐诗的发达，优秀诗人如雨后春笋，李白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除了明经、进士这两大学位之外，唐朝还设有其它更实用的学位，供那些有专才的人考取。比如秀才科、明法科、书学科、算学科，分别为朝廷提供文学、法律、书法和数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后来又设立了史科、开元礼等，提供史学和礼学人才。

唐初宽松包容的科举制度为社会繁荣提供了足够的人才支撑，而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掺入非儒家的因素，则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思想上的包容，是初唐繁荣的基石和根本。自汉武帝开始儒家一直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这种状态从唐初开始改变。唐高宗把道家《老子》加入到考试当中，唐玄宗时期还专门设立了“道举”科，考试的书目是《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唐肃宗、代宗时期的宰相元载就是道举出身的。他擅长道家学问，曾经参加过其他科目的考试，但总考不上，这时，恰好唐玄宗设立了道举，他一考就考上了。李白在思想上主要也是道家的。

初唐虽称盛世，却并不完美，也有遗憾。中国自古就有轻商的传统，开放包容如唐朝也不例外，致使热衷仕途的李白终生都没能参加科举。李白家庭世代经商，而唐朝法律规定，商人家的孩子不得入仕。李白最后凭诗才引起皇帝重视，经特批当了翰林待诏。但李白生性豪放，根本不适应官场。他终生流浪江湖，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留下了大量的杰出诗篇。或许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