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仓健生命中的女人们
本刊记者 刘念国／整理
高仓健的第一次感情记忆发生在小学二年级，那是一位叫小田的年轻女老师，可能因为和他同姓的缘故，小田老师一直对他很关照，高仓健也非常喜欢这位姿态优雅、和蔼可亲的老师。但有一天，小田老师一改平时的裙装打扮，突然穿着和服隆重地出现在课堂里，高仓健的心里一沉，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果然，小田老师已经辞职，她是特意来和学生们告别的。高仓健压抑不住内心的感伤，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喊道：“你赶快卷起铺盖走人吧！”
张艺谋眼中的高仓健
小田老师并没有听出他话语里对于离别的悲伤之情，以为他竟然呵斥老师，她气哭了，还让高仓健在走廊里罚站。时间久了，身体虚弱的高仓健“砰”的一声，晕倒在地上。小田老师非常吃惊，赶快抱着这个孩子就往医务室跑去。途中，高仓健苏醒过来，他意识到自己是在老师的怀里，除了妈妈的怀抱之外，高仓健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的体香，“啊，真香啊！要是这样一直在走廊里走下去该有多好啊……”这是高仓健少年时代的一场青春梦想，也算是他第一次对异性萌发的爱慕之情吧。
他自己认为的初恋是在高中时代。高二的那年暑假，靠着父亲在若松第一港运公司工作的关系，他和五六个朋友得以一起在导航船上打工，他认识了当时在八幡制铁所公司工作的一个女子，她比高仓健要年长一些。休息的时候，她会经常请这几个高中生一起吃当时还很稀罕的豆沙水果凉粉。有一天，她突然告诉他们：“我要结婚了，今后不能和大家再见面了。”高仓健感到非常震惊，他的又一次精神恋爱就这么结束了。
他对两位年长女子的恋情就这么消失在萌芽中了，后来，高仓健再也没有见过小田老师和“她”。几年后，他为了给新片做宣传回到了福冈，他很想见到她们，便写信邀请她们来参加首映会，有趣的是，两个人的答复却是异口同声：“都已经成老太婆了，往事还是留作美好的回忆吧！”
踏入影坛时，作为新人的高仓健终于开始了一段真正的恋情，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江利智惠美。江利智惠美的母亲是小品剧的演员，父亲是音乐指挥，1937年，江利智惠美呱呱落地，但她生不逢时，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失业流离。为了挣钱，还是小学生的江利智惠美便一个人钻进美国大兵的营地，用嫩稚的歌喉唱起了一首首甜蜜的歌曲。真挚的感情，如花的童颜，一下子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兵，一代女歌王就从这里开始了她绚丽多彩的演唱生涯。
1956年，19岁的江利智惠美被选为小品剧《傻傻爱桑》主角。“傻傻爱桑”是一个不怕困难、乐于助人并有些傻乎乎的小朋友，在日本家喻户晓。江利智惠美把这个角色演得淋漓尽致，逗人捧腹。也就是在这时候，江利智惠美和高仓健相逢了，两人顿时坠入爱河。这是高仓健的初恋，他对美丽的恋人非常痴情，每次约会都会提前到，最后再把她送回家，伫立在她窗前，直到屋内灯光熄灭才离去。1959年2月16日，正是高仓健的28岁生日，他终于和相恋多年的智惠美结成眷属。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对明星夫妇同样没能摆脱这个世俗的咒语。两个相爱的人，由于家庭背景的迥异和日常生活的繁琐，再加上不善于沟通，甜蜜生活很快出现了裂痕，甚至在生活中互相伤害。
最早的一次争吵出现在两人去夏威夷度蜜月时，由于旅途劳累，智惠美把头靠在丈夫的肩头，想小憩一会，高仓健却很不习惯在众人面前亲热，他大声指责：“你干什么？”智惠美被吓了一大跳，这件小事在两人之间划下了第一道裂痕。
婚后的智惠美按照日本社会的习俗，从歌坛引退，做了两年家庭主妇。忙于演艺事业的高仓健一头扎进了工作中，经常几个月杳无音信，留下妻子日复一日独守空房。百无聊赖的智惠美在这样的主妇生活中，变得忧伤而憔悴，在征得丈夫同意后，她决定重返歌坛。
那时候的高仓健年轻气盛，像很多日本男人一样，希望妻子做一个温顺依人的女人，而偏偏智惠美不是一个愿意锁在家中的女人，九洲岛男人的大男子主义，让高仓健不愿意流露一丝对妻子的柔情，甚至表现得还非常冷淡。
有一次，高仓健让妻子给他拿一件藏青色毛衣，他的藏青色毛衣深的浅的有几十件，不知所措的智惠美紧张地寻找了一个多小时，满头是汗，当她终于找到衣服，正想让丈夫穿上时，高仓健却冷冷吩咐：“就搁在那儿吧。”她诧异地睁大眼睛，丈夫却不动声色，看都不看一眼。俩人为此怄了气，智惠美当晚的一场演出泡了汤，高仓健的冷漠，也深深地刺伤了智惠美的心。
对这场婚姻最致命的打击是在1962年。婚后3年的智惠美怀孕，妊娠反应极其强烈，医生检查后确诊她患上了妊娠中毒症，不得不做了流产手术，盼子不得的悲痛让他们的夫妻感情越来越疏远。
1970年1月，他们在濑田的住房被大火焚毁，高仓健夫妇开始正式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在共度十二年的风风雨雨后，高仓健和江利智惠美的婚姻在1971年终于走到了终点。当事人公开的理由是“性情合不来”，人们猜测，要强的江利智惠美已经不愿意做一个躲在高仓健背后的女人，离婚申请是由她主动提出来的。
事过境迁之后很久，高仓健才吐露自己的心声，“在伤到别人的心时，伤的往往是最重要的人的心，不，不如说正是最重要的人，反而伤得更重。世上不会有人比她更宝贵，明知如此，不知为什么，反而会做出深深地刺伤她的事”。离婚后的智惠美事业并不顺利，她的歌声逐渐被人们淡忘。在此后的14年中，智惠美一直郁郁寡欢，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
1982年2月13日上午，人们在东京的公寓内发现了智惠美僵硬的尸体，经验证是因为酗酒引起大量呕吐，呕吐物堵塞喉咙窒息而死，死的时候，她才45岁。3天后，葬礼在她的娘家举行，巧合的是，这一天既是高仓健的生日，也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在她去世后，有人曾看到高仓健面色悲恸地久久伫立在江利的遗像前。
婚姻的失败给了高仓健很大的打击，他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谈论男女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女人”。在妻子离去后，他突然省悟：自己再也想不起与江利智美惠的种种不和与纠缠，时间过去得越久，他反而越容易记起她的美丽与善良、他们曾经的幸福时光，他感叹说，“过去我们是有不和，但那短暂的瞬间，一支常新的曲子，一幅熟悉的景色，却令我感慨万千”。分手后的高仓健仍感到往事难忘，他一直把妻子在国外给他买的一个小兔护身符带在身边，还专门请皮货店做了一个套子，把护身符系在自己常用的皮包上。
离婚后不久，高仓健因为义侠片的衰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谷，但他很快又找到了事业的新起点。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虽然也有人激起他心底的涟漪，但他有意与感情保持一定距离，“不知从何时起，每当遇到真正的好人，遇到真正怜爱的人，遇到真心想珍重的人，都是尽量保持距离，把那份真情，长久地藏在心里”。江利智惠美死后，高仓健没有再结婚，回首往事，他似乎更加豁达：“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价值，就是要拼命做点什么事业。我认为，默默地拼命走自己道路的人，要比滔滔不绝讲大道理的人优美得多。笑、怒、不幸、幸福，都是在和别人相会中发生的事情。经常遇到各种不同的人，所以生活才不感觉寂寞。我想，人生也就是这样。”这，或许可以作为他情感历程的一段最好脚注吧。
其实在高仓健的人生旅程中，对他影响最深的女性还是他的母亲。无论是在他生命的最初阶段、在他孤独地忍受病痛折磨的时候，还是在他艰难跋涉在影坛的过程中，母亲的爱始终温暖着这个铁骨男儿的心灵，给予了他前进的力量。
幼年时期的高仓健非常挑食，但他当过教师的母亲，却笃信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高仓健不愿意吃鱼，她却要故意在儿子的饭桌上摆上带头的整条鱼，她告诉孩子说，以前乃木大将曾经被迫吃不爱吃的东西，但到后来就逐渐习惯了，高仓健仍然拒绝吃鱼，她就连续十多天把没有吃完的鱼摆到高仓健的面前。高仓健后来执着坚韧的个性，恐怕与母亲的这种性格不无关系。
在高仓健上小学患上肺结核的那段时间里，他不得不一个人静养，因为身体虚弱，他的太阳穴上鼓起了细细的青色的血管。在长达一年的休学养病时间里，他的母亲每天都要给他做鳗鱼补养，在日本人的眼里，鳗鱼就是世界上营养最丰富的菜了。高仓健的家乡中间町的河里有很多鳗鱼，附近的人一把鱼钓起来，他的母亲就会抢在鱼店的前面，把这些鳗鱼买下来，做给高仓健吃。
这个出生在明治时代的女人，自己的生活却非常节俭，一把牙刷往往是用到毛都磨光了，还舍不得扔掉。
高仓健的皮肤经常皲裂，在受冻后经常裂开口子。小时候当他冒着寒风回到家中时，母亲会用棕刷为他擦洗，在他冻裂的脚后跟处，母亲会用烧热的铁筷子，把一种黑色的药膏融化，涂在他的伤口处。后来，他的母亲看到他拍摄《八甲田山》等影片，在雪地里滚来滚去的情形，非常心疼，跟他说：“你拍了那么多电影了，能不能换个好点的角色，不要再去那么冷的地方了。”高仓健调侃地说道：“妈妈，你不是希望我给附近的幼儿园捐点款吗？雪地里谁都不愿意去，可如果我不去，就赚不来钱，您说怎么办呢？”他的母亲沉思了很久，说：“这都是我的真心话，我希望你向幼儿园捐款，可是不愿意你在雪地里爬。”
高仓健的每部电影，他的母亲都必看，但他的妹妹却不愿意和母亲一起去电影院观看，因为母亲的行为实在让她感觉很尴尬。原来每次看电影时，无论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他的母亲眼里，都只看到自己的儿子，伴随着剧情，她还经常会激动地冒出几句：“快跑！”“你敢！”“从身后偷袭，胆小鬼！”之类的话，招来周围观众不解的目光。
母亲最担心的当然是儿子的终身大事。在高仓健离婚后，她几乎每年都给儿子邮寄来一些相亲的照片，还附上对方的简历。她经常在给儿子的信中写到：“你变得孑然一身，真可怜啊！”母亲无法想象儿子被影迷们“呼啦”一下子包围的场景，或是儿子可能与女人轻松地逛街、约会，在她看来，自己的儿子是个腼腆的人，一定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她跟儿子说：“一想到你每天回到家，连个迎接的人都没有，就觉得你很不幸。”高仓健笑一笑，答道：“妈妈，我比你想象的可强多了，很多女人喜欢我，真想把这些事说给你听。”“傻瓜！”他的母亲这样说道。
在高仓健的心中，他之所以如此冲刺，就是为了博得母亲的一句夸奖。他成名之后，决定送给母亲一个大礼物，于是他在九州岛的海边购置了一栋别墅。那是一个可以种植花草的家，它建筑在岩壁上，为了方便母亲眺望大海，高仓健还在院子里安放了摇椅，设计了一个很大的厨房，专门雇好了房子的管理员。
高仓健的母亲去世时，他正在拍摄影片《啊，恩》，因为工作繁忙，他没能出席母亲的葬礼。等他拍摄完匆匆赶回家时，他来到了母亲安息的菩堤寺，墓石上的字迹在他眼中变得模糊了，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的心脏是可以支配肉体的啊！只有母亲才能察觉到那肉色橡皮膏下面的脚后跟裂口，可是，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妈妈，我期待着得到你的夸奖，就是为了这个，我背着你讨厌的刺青，污血溅身；去那遥远的夕张煤矿，拍摄《幸福的黄手帕》；在冰天雪地里拍摄《八甲田山》；去北极、南极、阿拉斯加、非洲，奋力冲刺了三十多年。不管是什么样的离别，我一定要找到一位能代替你夸奖我的人！”
这篇饱含着追忆母亲之情的《期待着你的夸奖》，为他赢得了1993年第13届日本文艺大奖的最佳随笔奖。
张艺谋眼中的高仓健
拍《千里走单骑》是我欠高仓健先生一个情。他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是我一辈子敬重的一个人。
他对人是非常非常真诚的。日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神，在云端，我在他身上看到那种“士”的精神，那种古典，就是让你吸一口气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装的。
我拍了20多年电影。一般拍摄时，任何一个演员，只要工作结束了，我们都让他先回去，“你结束了，你今天工作杀青了，你可以先回酒店了，我们可能还要再拍一拍，还有其他镜头”。
我在云南这样跟高仓健说，下午六点了，您先回去。到了九点要收工，天已经黑了，副导演慌慌张张过来跟我说，导演，高仓健没走！为什么没回去？他说导演和全体人员都在这儿工作，他不能走。
我说让他来这儿休息一下，这儿有水有椅子，他说怕打搅我们。他一直在山地拐角下站着，站了三个小时，不打搅。我们全队上汽车走，老爷子远远鞠躬，他不过来，鞠完躬走了，70多岁，站3个小时。
还有中井贵一，是他的弟子，高仓健只要在东京，只要出远门，不管哪一天的航班，白天的晚上的，当他到达机场的时候，中井总是远远给他鞠一躬，不过来，不打搅。高仓健对我也这样，我每次去日本，每次赶飞机，他会在地库，看你车走，远远给你鞠躬。你吓一跳，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已经来一个多小时，他也怕人家认出他，站在地库，一堆车后面，远远送你。
拍《千里走单骑》时，我让一个民工小徐给老爷子打伞，他说不要，我说不是照顾他，是怕紫外线晒了，跟戏不接。打了三天伞，老爷子把手表摘下来给小徐。值钱就不说了，都是好多万的表，这都是次要的，他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感谢这样一个农民为我打伞，他说你辛苦了。
有很多小事情，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谓士为知己者亡，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全在他身上体现了。
他在奥运会开幕前，专门给我送来一把刀，这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样贵，从锻造到制作全部是日本国宝级的工匠，用了一年时间给我锻造，用他们日本讲法就是坚强。老爷子悄悄一个人买了机票，不告诉我，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我们的开幕式工作中心，给我送来。回去以后，东京下大雪，驱车几个小时到郊区一个寺庙为我祈愿。翻译跟我讲，寺庙那天清场，只为我做道场，老和尚带一群和尚，高仓健一个人站在那里，整个大殿的和尚都在那儿念，拴几万个铃铛，风一吹，哗哗响，整个环境特肃穆，一个半小时祈愿，来回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为我祈愿，祈愿开幕式成功。
翻译是他的朋友，说和尚念的时候，大殿特肃穆，高仓健一个人在为你祈愿。高仓健不让告诉别人，翻译偷偷告诉我的。很多事他不让你知道，不是做给你看。
还有一次，比如你是高仓健，我俩坐在一个大堂酒吧，远处一百米以外是大堂，人来人往，我跟他在那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有日本人突然认出他来了，就走到酒吧门口，离这儿有四五十米，深深鞠一躬就走了，也不惊动，也不过来，就这样来来回回四五十人给他深深鞠躬（因为视角原因他并不知情）。
高仓健不管到哪里，第一件事都是把母亲的照片拿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一个房间里最显著的地方，放上一束鲜花，我们多少次接待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说可不可以每天给我买一束鲜花，当然可以，在云南更没有问题——原来花是放在他母亲照片前的。有一次我进他的房间，看到这个照片放在写字台上，下面是白色的鲜花，不是正规的遗像，是他光着屁股，还有哥哥、姐姐、妹妹和母亲在河边的生活照，很亲情很可爱。他到哪里都把照片供起来，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去南极拍戏都是这样。这种大孝真是传奇，几十年，真的很让人感动。
摘自中信出版社《高仓健影传》一书，作者联慧；好奇心日报公共号，作者魏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