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一年一度的记者“围观”总理的大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
主席台上，总理妙语连珠。然而，主席台下的主角不是抢了西班牙记者话筒的奥地利记者，也不是拦着让总理“返场”的香港卫视记者秦枫，而是散会后被公布“正接受调查”的仇和。
仇和的突然落马，让人很意外。前一天下午他还在参加云南代表团的审议，人大刚闭幕，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中纪委就发布了仇和落马的消息。财新网的记者甚至在第一时间爆了个独家：“今日上午10点，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仇和还坐车回到了云南代表团的驻地——职工之家。”如此看来，仇和是在代表团驻地被中纪委直接带走。
58岁的仇和，是近20年来中国官员群体里最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他的政坛生涯起步于江苏小县城，从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和云南省委副书记，直至最近落马。在20余年的仕途当中，仇和的从政轨迹无不伴随“拆拆建建”。而他本人，也像一枚硬币，有着两面……
正职就折腾，副职就消停
观察仇和的仕途，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任沭阳县委书记，折腾；任宿迁市委书记，折腾；任江苏副省长，安静；昆明市委书记，折腾，云南副书记，又安静了。仇和名满天下的几次改革，都是在当一把手，担任副职时则相对消停。
媒体曾这么报道仇和担任县委书记时的反腐：仇和从外县调入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媒体还这么报道他的改革：任宿迁市委书记期间，他卖学校、卖医院，“一卖到底”。这就是中国现实中的一把手，虽然级别不高，但人权财权全部集中在一人手中，可以随意调配干部，还可以随意给经济发展定方向，几乎是全才。
当县委书记时，改革遇到争议，他说，“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当副省长时，太湖爆发蓝藻危机，水利厅一名副厅长的意见与他不一样，总结发言时仇和的态度却变了，采用了副厅长的说法，“你们才是这方面的专家，言必称‘请教’。”
当了昆明市委书记后，仇和又变强了，“只要50%同意，我就干了；如果有80%觉得可以干，我觉得势头已过，没有干的必要了。”
当一把手，不管是对老百姓还是对手下官员，仇和都很“仇”；变成副职后，他就变“和”了。可见，仇和的“仇与和”不是随着阅历改变而变的，而是与权力大小直接相关。当一把手，权力大，想干就干，想怎么干怎么敢，既不管支持的人是多是少，也不管是违法还是不违法。
“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自仇和1996年担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以来，外界对他的评价就一直呈现严重两极分化。而关于仇和模式最为精辟的概括，莫过于他本人的自白：“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人治与不民主，法治与民主——这两组水火不容的理念，被仇和签上手段和目的的标签后，就成为他近20年的施政主轴。
仇和的能力确实很强，短短十年，在原来的江苏“北大荒”修路铺桥，招商引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虽然在江苏十三市内，宿迁经济发展仍排末尾，却是中国百强县市。
在发展背后，是人们对仇和“人治而不法治”的强烈争议。宿迁内部人员介绍，仇和是人治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一些做法和政策，都带有领导的强权色彩。
在沭阳。为了募集建设款项，他强制集资，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甚至离退休人员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此类引发争议的“非常手段”还包括逼农民栽杨树，让犯轻微盗窃行为的人在电视上念检讨书，以及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要求干部“工作时间抓招商，业余时间抓工作”。负责招商的干部要提前交保证金，若未完成任务，保证金拿不回来，还会被降级、待岗。他甚至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导致教师集体罢课，为此被央视《焦点访谈》报道。
在推行“小城镇建设”时，他要求各乡镇沿街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每个乡镇都领有任务指标，有的乡镇无法完成任务，便强拆老百姓房屋，逼其重建。
宿迁当地公务员告诉记者，仇和对纪律要求尤其严格，在宿迁历史上绝无仅有。仇和上任沭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于是，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而之前多次见诸于媒体的，将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卖掉，一夜之间所有有编制的职工，变成了私营企业员工……这些举措都无不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
“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仇和时刻表现出他对速度的热爱。早年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时，他带领市委扩大会议成员进行现场观摩。他安排4名工作人员手持电喇叭，高声提醒落在他身后的400多官员：“请后面的领导加快步伐跟上队伍！”
如同一个隐喻，这一幕在仇和身上不断上演。总有人说他走得过快。确实，仇和每到一处，总会迅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他也总因此议论缠身。
对于强迁，当地一度流传这样的民谣：“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在沭阳县官墩乡，村民李建国（化名）还记得当时房子被强拆的场景。他介绍，离马路比较近的住户。要把房子拆了重新建，且要整齐划一，若不愿意拆，推土机先将厨房推掉，然后到主房、厕所、猪圈。“如果自己拆，还能保证完整的砖块，推土机推掉，砖就碎了。”
李建国的两层楼房在当时花了5万块钱，“全是借来的，建房子时，就拿塑料布搭棚子住”。
而在昆明的4年，仇和将自己当初所学的植物保护专业发挥到了极致。在昆明市内很多主干道上，仇和下令在已有两排行道树的基础上，再补种一行树木。原本并不宽敞的人行道，又被小树一分为二，拥挤不堪。那一段时间，昆明市民感觉昆明的道路就不停在开挖，以仇和这种方式种下的树也被外界称为“仇和树”。
河水治污与拆防盗笼，是仇和主政昆明的两个民生大手笔，然而效果却大相径庭。
自从仇和主政昆明之后，注意到流经昆明城区的36条河水污染的情况。他要求36名市级干部担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也曾经“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在仇和的强力推进之下，短时间内，这些河水的水质开始变好了。
正当昆明市民感觉他们的这个市委书记除了拆房子，还会实实在在关注民生时，仇和迎来了在当地市民中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机。
2009年底，昆明市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拆除居民家的防盗笼，而首当其冲的又是公务员队伍，仇和要求全市的公务员家庭限期拆除家中的防盗笼，否则就要被问责。
昆明出现外挑式防盗笼是在上世纪80年代，防盗笼的出现，拓展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空间，让有限的住房变得相对大些；最重要的当然是基于安全考虑，可在一定程度上挡住盗贼入室偷盗，维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这一项措施变得阻力重重。最终，原本准备全面实施的政策慢慢演变成拆除主干道两旁，又到临街两边。最终，只有迫于压力的公务员队伍拆了。
仇和推进的一系列改革，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他也有压力很大的时候。知情人士称，仇和主政宿迁时期，压力很大时，会在夜深人静前往宿迁凤凰岭公墓，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寻找自信、勇气和胆量。
利用媒体，也“封杀”媒体
“他是宿迁第二任市委书记，是非常著名的干部，对宿迁的影响太深了；另外，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在宿迁人心中，他不贪，有包青天的感觉。”一位宿迁公务员称，他同仇和接触过两次，这位市委书记留给他的印象是：精力充沛、情商高、很能干。
比如他同大家一起吃饭，有个几桌人，虽然身为市委书记，他还是会一桌桌去敬酒，不管面对的是省厅处级干部，还是一个小办事员。
开会时，仇和很能说，口若悬河。“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领导”，说起话来都是排比句，说起数字来都如数家珍。这位公务员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仇和“能力很强，思维很快”。
昆明市接触过仇和的人也有类似的感受。王媛（化名）是昆明当地一媒体记者，仇和在昆明的4年，她一直跟访。在她的印象中，仇和经常半夜布置工作，不仅是他身边的人，搞得跑市委市政府口线的记者也很累。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会听仇和发表讲话，“他讲话很有水平，能看出来读过很多书。”
尽管外界对仇和颇多质疑，不能否认仇和对昆明发展的尽心尽力，“他那标志性的眼袋，到了昆明之后又大了不少。”王媛说。
昆明当地一投资商称，他就是因为听了仇和的一次讲话，决定到昆明投资。
作为一个被媒体捧出来的明星官员，仇和对媒体的感情颇为复杂，有时候开明，有时候又斤斤计较。从2007年到昆明履职之后，仇和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的采访。
云南一家省级报纸，因为多次报道得罪了仇和，仇下令昆明全市所有政府机构不准订阅该报。
在仇和离任昆明之后，国内一媒体曾刊发过一篇报道，对仇和在昆明4年的功过进行了评判，事后，仇和的秘书曾多次打电话进行交涉，但最终不了了之。
一位接近云南省纪委的人士称，早在两年前，云南省纪委就开始做外围调查，很多线索都指向了仇和。
资料来源：搜狐网、凤凰网、长江商报、海外网微信公众号“金台2号”、人民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