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1984年进北京大学研修中国美术史，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

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

5月28日下午，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在(长沙)岳麓书院举行的“湖湘文化十杰”评选高峰论坛上，以《风雨赋潇湘》为题，设席岳麓书院讲坛，从文学、美学的视角，高度诠释了湖湘文化与湖湘士子的生命情怀。

王鲁湘以褚遂良的名句“烂漫桐花二月天”和杜牧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开题，从湖南的风俗名物谈到湖南人的性格，演绎湖湘士人的情调体验，他认为湖南的秋天有一种烈酒的性格，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衍生出湖南的“江湖文化与江湖世界”：湖南处江湖之远，孕育出湖湘名士独有的性灵与神韵。

在王鲁湘看来，湖南士人群体有一种“苍茫独立、无限孤独”的生命情调，他们总爱把自己预置于宏大的宇宙情境之中，渺小的个人空无依傍，遂生出巨大的孤独感，然后浩然正气沛然而出，充塞天地之间，舍我取谁的豪情顿时化作担当牺牲的勇气。

湖南士人无论是立志、励志还是酬志，都会习惯性地先把自己放在同家国世界的中心有一定距离的江湖世界里，苍茫独立，寻找终极意义，在巨大的孤独感中养吾浩然之气，然后以比任何人都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走向他与家国世界的斗争。王鲁湘强调，湖南士人的生命情调中有一种“死亡情节”，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湖南人的身影，他幽默地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为什么敢作主?就因为他是湖南人。”

“以我在湖南生活的经历，我深知那样的山水，那样的江湖，那样的气候，那样的传说，那样的民风，是必然要激荡出那样的清怨之气、孤愤之气、风骚之气、南楚霸气和天地正气的——湖南士人活的就是这口气!”

王鲁湘的精彩演讲上传到网络之后，除了好评如潮，点赞如雨，也有细心的粉丝，“抠”出了一点小小“乌龙”——他在演讲开篇问候贵宾时，貌似疏忽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鲁湘先生还是当年那位清高耿介的湘中才子。”有网友如此点评。

王鲁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思想的解放摇旗呐喊，由于担任一部电视政论片的总撰稿而暴得大名，后又以学者身份主持电视文化类节目而深得人心。近年，他回归高校并以“中国旧式文人”自居。

一方面，王鲁湘有些吊诡，另一方面，王鲁湘又纯粹得很。从推崇“西化”的践行者，到“中国第一知识分子”，再到浸淫山水画研究的“学者”。

他的身份好像一直在变，也好像一直都没变，外在身份的变化都可以理解为“一个中国旧式文人”通权达变的选择。

然则，可以肯定的是，王鲁湘借以自比的“中国旧式文人”，绝非食古不化的“冬烘先生”，而是代表了一种历久弥新的经典人格。

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这句话似乎能道出王鲁湘的心曲。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在人生的进退之间，不过是在尽力践行“古之学者”的求学之道。

亦如王鲁湘袒露心扉之言：说得冠冕一些，“中国旧式文人”，进则兼济天下，思有所补救于世道人心，退则独善其身，完成一个君子的人格;说得赤诚一些，人生中的“进”，实属无奈，“退”，则是心甘情愿。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自我。

其实，王鲁湘又何曾以“进”废“退”，又或是以“退”废“进”?在他的人生中，没有绝对的进退，一如没有纯粹的隐显。他始终在试探中国文人价值最大化的可能，最终在为官与致仕之间僻出第三条途径：通过媒介向公众布“道”。

湘中才子

王鲁湘出生在湖南中部一个小县城涟源，钱钟书《围城》里三闾大学所在的那个小镇。

他的生活被新中国的若干大事件分成几个段落，“该遇到的全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也没有逃过”。

小学时他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再大一点因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当了知青。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王鲁湘向生产队请了假，报了名，和朋友临阵磨枪，随便复习了10来天，匆忙应考。“现在回想起当年的题目，真觉得简单得可笑。有一道翻译题，要求把一行拼音翻译成汉字，竟然占15分。”

完全凭着天分和以前打下的基础，王鲁湘的高考成绩名列全国高考前40名，却“稀里糊涂”地被指派到湘潭大学读中文系，但这已经很幸运了——在当时来说。

在湘潭大学，王鲁湘开始了他的知识饕餮大餐。当时全国兴起的“哲学热”，使得他对哲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开始“不务正业”，经常放弃本专业的课，当起了哲学系、经济系和历史系的旁听生。当时学校没有图书馆，一本丹纳的《艺术哲学》，他愣是从其他学校的朋友那里借来，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抄完。

因为喜欢美学，本科毕业后，王鲁湘跨专业考上了北京大学美学史专业的研究生。

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协助北大的一位美学教授合作编写了40多万字的《现代美学体系》，同时并行不悖地研读了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道德经》、《庄子》、《大学》，接触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理念，并结识了许多北京学术界、电视从业人士，为日后成为“电视人”埋下伏笔。

文字是获得知识的间接途径，但不足以填满王鲁湘那大得吓人的求知内存，他天生有种不鼓捣出点动静就不甘心的执拗和坚韧，所以近乎偏执地亲身体验，“到田野里研究”，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跋山涉水，走遍全国大多数省份。

10年前，他走过陕北地区24个县的220多个文化遗迹，了解了当地前后几千年的历史，并编著出版了一本画册。

他先后多次到分布在中国东西南北中的五岳，亲身体验当地的文化，了解山岳崇拜的历史，资料来源大多是山志和史书之类的二手资料，一线资料则来自山上的石碑，他经常把断碑扶起来，将碎片拼接起来研究。

这就如同他的研究方法：在碎片的重新拼接中发现新的研究结论。

王鲁湘认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将理念和体验完美结合，去发现别人所没有发现的，艰辛并快乐着，是做学问的理想快感境界。

电视“尤物”

王鲁湘当初怎么也没料到自己会和电视扯上关系。

某一次，他在北大的一位老师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电视文化研讨会。但是阴差阳错，老师派王鲁湘出席这个会议。

王鲁湘在会上的即兴发言被记录下来，发表在《文艺报》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人甚至认为这番发言决定了电视文化的发展方向。此后他又被派去参加电影家艺术学会和北京学术界联合举办的电影研讨会。

连续看了3天电影之后，王鲁湘应要求写了几篇影评，被发表在电影杂志上，并引起了中央电视台编导的注意。

很快，王鲁湘就参与完成了全国闻名的一些电视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由他作为总撰稿人之一、中央电视台制作的那部轰动一时的六集电视政论片。之后，王鲁湘开始了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为电视专题片策划、撰稿的生活，这种状态持续了很久。

积累多年的知识资源，使他拥有在电视和各个场合纵横捭阖、畅谈古今的资本。

这样的人对于电视媒体来说，是难得的“尤物”。人算不如天算，王鲁湘于1998年再次登上电视这条“贼船”。

虽然彼时王鲁湘的另一只脚还踩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但重心显然越发靠近电视——因为往往只带着两个研究生，甚少在学校露面，王鲁湘更愿意说自己是电视文化人，或者干脆说是电视工作者，尤其是在2001年加盟凤凰卫视之后，原本的三三制生活方式(1/3时间用于看书，1/3时间用于美术界话动，l/3时间参与电视片制作)被彻底地“大一统”。

电视工作者非常辛苦，王鲁湘独力担当《纵横中国》的总策划人、总撰稿人、总主持人，并和同事合力担当公关人，长期在外地奔波，一年只有7天待在北京，还要匀出4天来录制《世纪大讲堂》。一个月必须出产8个小时的制作难度极大的节目，王鲁湘惟有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电视业。

有句话叫：“凤凰台把女生当男生使，把男生当畜生使”。这点似乎正符合王鲁湘的牛脾气：十多年前他曾为了剪辑片子，破了连续8天9夜没合眼的纪录，因为“凤凰台有宽松的集团文化，边界内的平台很大，和内地电视台最大的不同就是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审片阶段，我自己就是栏目的最终审稿者。”

我是“文化杂食动物”

“文化杂食动物”王鲁湘用层层破竹笋的办法，这么分析自己成为“杂家”的原因：

1、因为体质差，干不了体力活，虽然当过矿工、农民、“地球修理工”，但赚到的工分总是比别人少，所以只好从事非体魄见长的职业——当个文化人。

2、文化人里有学者和艺术家两大类，因为虽然从小写写画画，从未间断，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当不成画家，惟有当学者。

3、学者有文史哲和数理化之分，因为数理化向来很差，只好从事文史哲类工作。

4、因为不擅长于完全抽象思辨，当不成哲学家;因为不会编故事，当不了文学家;又不是足够专业的史学家，四者都不够专业，最终只好什么都涉猎一点，当个杂家。

对此，用王鲁湘的自我评价就是：“单项未必拔尖，但综合能力比较强，在抽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能力、时间空间感受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即兴发挥能力等方面，兴许可以拿到十项全能的前几名。”

他曾经专注研究了《周易汇编》、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心灵史》，网罗收藏了各个版本的《圣经》、藏传佛教典籍和各类西方哲学专著，曾经还考虑过去西方读宗教课程;他的书架囊括了古今中外的各类文学作品：从四书五经，到《世说新语》;从《苏东坡全集》、《苦瓜和尚话语录》到《神曲》、《九三年》。

甲骨文、地缘文化、山岳文化、河流文化、海洋文化、民俗风情、乡土建筑、民间工艺这类社会学分支，王鲁湘一样都不放过，还尝试过为一张世界音乐专辑作词。

做电视学者没有可疑的不轨企图

“现在中国知识界普遍对电视文化抱有偏见，认为阳春白雪的东西上电视，学者频频出镜，就有可疑的不轨企图。其实，电视文化的娱乐和普及知识的意义远远大过教育意义。它在中国是一种全能文化。”

王鲁湘认为目前在电视这种全能文化中，最缺乏的是精英文化，早在他还是北大研究生的时候，就曾经倡导知识界和学术界不要轻视电视——在这儿当然会联想到“文化明星”余秋雨。

“余秋雨作为一个‘行走学者’频繁上镜，确实很好地利用了电视媒介的客观资源，同时他的介入也为电视带来了文化市场，应该说电视和余秋雨，二者互相利用得很好。不该因为余很好地利用了电视媒体，就给他扣上炒作的大帽子。要不，北大著书的学者们也该因利用了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而招人嫉妒了。”

和书斋式的学者生活相比，王鲁湘总结了做电视明星学者的几大好处：可以深入地亲身感受所研究的学术材料;集中一段时间做一个专题，把研究场合从室内搬到了田野里，多了一点浪漫色彩;吸收、消化、吐出的过程中，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了一本百科全书;行走式的工作，结交各地名流学者。

当然，收入比当教授高一些，这一点，王鲁湘没有说。

知识分子应该有多少钱?

王鲁湘曾经撰文说，《纵横中国》使他变得年轻和时尚：“总导演宋彦利和主持人胡一虎对我着装的苛求，也是促使我年轻化的重要原因。台长王纪言知道我一贯不修边幅，于是下令我出镜时只能穿浅色和亮色的衣服。”

提起学者文人的物质生活，王鲁湘说，单纯的书斋式学者仅仅是个“码字匠”，他们致力的学术研究类著作通常不畅销，兑换的“银元”有限。

电视人则可以将单位时间内的话语价值提高，“银元”来得比较快。当然，也有经济头脑比较发达的学者，靠版税、出国讲学、卖字卖画之类的条条大道，通向了富裕的“罗马”。

此外，王鲁湘简单总结了自己对物质的要求：有一套带客厅和书房的屋子;四壁皆书，有足够多的中外经典和工具书;应酬请客不用计较菜价;伸手打的时，看见夏利毫不犹豫，看见富康稍微犹豫(笑);田野考察出得起差旅费;名牌服装可有可无，有名牌穿倒也无妨，因为“名牌和非名牌，穿在身上的感觉到底不一样，不用担心会突然掉颗扣子。”

耶稣孔子没做到的，曾国藩做到了

回到本次“湖湘文化十杰”评选，王鲁湘认为，评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古人已经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标准，叫做“三不朽”。

第一个是“立德”，他把自己的一生塑造成一个道德楷模，成为一个万人敬仰的圣贤;还有一个是“立言”，就是说他成为了思想家，成为了文学家，留下了很多精髓的思想，留下了很多美妙的文学诗篇或者著作，成为了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最后一个就是“立功”，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表现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还可以表现在科学上。

所以立德、立功、立言，如果同时做到这三个，就叫做“三不朽”。

可惜“三不朽”的人物历史上很少。全世界曾经做过影响人类历史的杰出人物评选排名，符合这种“三不朽”的人物只有一个默罕默德，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而包括耶稣、孔子、释迦摩尼、凯撒大帝、拿破仑等人，都没有做到“三不朽”。

那么我们湖南人有没有做到三不朽?有!曾国藩做到了“三不朽”。

一是立德，他在世的时候就被他的门生弟子和当时的很多人誉为是“古今之完人”，因为他从小就励志要做个完人，在道德修养、在约束自己、在克己复礼等方面他做得让人佩服，包括自家格言，到现在都是许多家庭拿来教育子女的警言妙句。

第二立功，他在太平天国时期组建湘军，通过十年的浴血奋战，最后拯救了清王朝，然后又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面向世界的洋务运动。

第三立言，曾国藩留下的东西太多了，最主要的是他的诗词，他还是湘乡诗派的领袖人物，书法也写得非常不错。

因此，在王鲁湘看来，曾国藩是很难得的“三不朽”人物，也是他心目中的“湖湘文化十杰”之首。

                                                                           整理自凤凰网、2015年2月8日《晶报》、百度百科、网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