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定安排，7月14日，应该是成思危启程前往巴西参加国际信息技术与量化管理学会年会的日子，他是这个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虽然年事已高，但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待工作一直很“拼”。然而，7月12日凌晨，病魔终究让他永远停下了对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的思考与关心。

他多次精准地剖析中国的经济现象，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创业板之父”。

“我确实有点怕回家乡”

成思危有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前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曾说，这个身份是一时的、暂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学者――活跃在经济、管理和软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说，这个身份是一世的、永恒的。

成思危祖籍湖南湘乡，1935年6月出生于北平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成舍我为我国杰出的一代报人，其母肖宗让是留法归国的知识女性。

成思危虽然没在湖南生活过，但他却继承了湖南人的性格，骨子里有股倔劲，身处逆境时不沉沦，处顺境时不懈怠，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父亲送给他的四个字——“自强不息”。他也继承了作为报人的父亲的脾气秉性，敢讲话，说真话，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他自己定下的“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的人生格言。

流淌着湖湘文化血脉的成思危乡情极深。

成思危说：“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看来，都冒着风险。”

当然，在深居高位时，为了家国大爱，在面对家乡时，他也一度犯难。

在参加网络访问时，他曾表示，“我在参加湖南省人大代表团的会上说过，我确实有点怕回家乡，因为有不少人要求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说，希望家乡的父老们支持我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

所以，搜集公开的资料显示，在副国级的高位任上时，成思危并没有回过家乡。而他唯一一次回到籍贯地湘乡，是在卸任后的2008年，家乡党报《湖南日报》如此表述——“这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回老家”。

这一次回湘乡，除了拜祭先祖外，成思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教育的关注和调研上。

成思危一行首先抵达东山书院。东山书院作为中国近代新式书院的代表，距今已有百多年的历史，这里走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开国大将陈赓、谭政，著名诗人萧三，著名社会活动家易礼容。

随后，成思危一行来到家乡的苏坡中学。苏坡中学的前身是成思危祖辈开办的私塾，苏坡教育的发展留下了他们耕耘的足迹。成思危详细了解学校发展情况，并嘱咐：“教育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一定要把基础教育抓好。”

成思危在苏坡中学附近祭拜了祖坟，随后，亲切接见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并与他们亲切合影留念。

对于当天的情形，苏坡中学原校长成时云说起成思危来苏坡中学的那天仍历历在目。

成时云回忆，当天成思危一下车，他便迎上前去想跟成思危握手。工作人员挡住了他。但成思危对工作人员说：“没关系，回家了，我要好好问候我的乡亲们。”

他说的一句话令成时云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经济只能管今天，科技可以管明天，只有教育才能管好后天。因此，再困难也要把教育搞好。”

除了在湘乡逗留，当得知当年是湘潭大学建校50周年，当天他还来到湘大，向全校3万多名师生员工表示祝贺和候。

实际上，除了2008年的湘乡之行，后来，成思危又陆续回过湖南，见于公开报道的就有至少两次，不过两次他都是以纯学者的身份参加学术论坛或考察。

2012年5月16日至19日，成思危来湘，就湖南金融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进行考察。2013年5月8日下午，他在湘潭盘龙山庄大酒店作“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城镇化”专题报告。也就是那次，民建湘潭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陈丹凤第一次见到了成思危。

“巧合的是那天正好是我的婚礼。”陈丹凤说，婚宴散席后，正好看到成思危一行人向她迎面走来。见状，她立马从包里拿出婚礼簿，希望能够求得他的题字。

成思危说，中央有规定不能题字。听到这句话后，陈丹凤心里有点小小失落。当成思危听说，陈丹凤是民建会员，又是湘乡老乡，并且今天是她的大喜之日，便主动地对陈丹凤说：“今天是你们的大喜之日，是主角。来，你们夫妇俩站中间。”

和成思危打过交道的老乡、亲戚们对他最大的感受就是随和，朴素，以及对家乡寄予厚望。

“我总共跟叔叔见过3次面。见面次数不多，但是从一些细小的事情可以反映出他是一位勤俭节约的人。”今年75岁高龄的成燕瑞是成思危的堂侄。1999年5月7日，成思危和夫人舒允宜给成燕瑞写了一封信，委托他帮家中的曾祖父母修葺坟墓，并嘱托坟墓一定不要修得太过奢华，跟周边的墓地规格一样。

信中，成思危提出了6点建议，其中包括：修建祖坟必须要向城建部门反映情况，了解该地区的远景发展规划，以免再次迁坟;墓要修建得实用，不要太高出当地水平，要注意政治影响;政府号召办丧事从简，我们理应带头响应，而非反其道而行之;征地费和购棺木的费用尚可节约，其他费用也应相对减少……

2004年3月，在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敲开了成思危办公室的大门。成思危热情接待了他。当听说王填也是湘乡人，心中的那份乡情顿时油然而生，不断说要回家看看，看看湘潭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等。

王填清楚地记得成老跟他说的几句话：“‘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自古以来湖湘之地不缺能文能武之人，但是缺的就是有名的商贾，希望步步高能够再接再厉，为湖湘文化增光添彩，要有产业报国的远大抱负，为推动湖南商业力量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基因。”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的一生经历了三次转折，“第一次，16岁离开家门，奠定了我走上报国道路;第二次，46岁去美国学管理，彻底转变了我的专业方向;第三次，孙起孟老先生动员我参加民建，从此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人生的三次转折，见证了他成长的心路历程，而第三次转折，也使他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并成为国家领导人。

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成思危在北平时，已深受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激流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慧毅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思危看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成思危对国民党的统治甚为反感。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还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中工作了一年，上了“最好的社会大学”。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父亲的一句话，才最终摘掉戴了20多年的“帽子”。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成思危在美国学习期间，就认识到风险投资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致力推动的风险投资至少有三个意义: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支持高新技术的发展;开辟民间投资的新渠道。国内当时投资的方式还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把钱存银行，股市规模也不大，风险投资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工具。

如今，民建中央和科技部每年联合举办一次风险投资论坛，还成立了风险投资研究院，办了风险投资杂志，出版风险投资年鉴，出版风险投资实务丛书，建立网站等等。成思危为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奔走呼号，尽心竭力。

正是因为成思危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他本人也因此而被媒体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8年3月，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此提案是当年全国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被认为开启了在中国设立创业板的征程。同年，成思危提出了创业板“三步走”的发展思路:第一步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成立一批风险投资公司;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

临近退休当上国家领导人

如果不是原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打算安度晚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姐妹。他几乎是以急行军的速度进入另一个他从未涉及过的领域。说到加入民建、从政，成思危说：“1995年初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请我吃饭，动员我加入民建。我当时想想我都快60岁了，一直是无党派人士。这个时候再加入民主党派，可能没什么意思了，担子重了，有义务了……但是起孟老先生一席话，还是给我很多启发。他说你不是希望能够报效祖国吗，你希望你的意见能够被高层所采纳吗，你作为一个党派就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向国务院的领导来反映，这个作用就不同了。他这个话打动了我，所以我决定参加民建。”

这年年初，成思危入会，年底当选为副主席，“三级跳，中委、常委、副主席一次会上选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孙起孟老先生邀我加入时就是在找接班人呀。1996年9月，孙老就提出辞去职务让我当主席!我的党龄从我入会算起到当主席只有两年时间，这非常短啊!那时我曾经写信提出不要选我，担子太重了，但是组织上没有接受。”成思危回忆起从政之初的意外，感触良多。

从此，成思危开始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

荀子曾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2003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和最好褒奖。他虽然从政多年，却一直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不论有多忙，他总要设法抽出时间来学习，坚持作读书笔记，著作颇丰。

一次，成思危演讲结束后，大会主席接过话筒，热情洋溢地说：“让我们感谢成副委员长……”成思危马上说道：“不要叫委员长，还是叫教授好!”场下顿时又响起了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振兴中华、富国强民做点事。”这是孜孜不倦的中共诤友难得的肺腑之言，也是一位始终不渝的坚定爱国者的全部理想和信念!

资料来源：《湖南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新浪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