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难题吓退中国作者
文/田雄狮
傅高义是谁？
这个年逾八十、颇有学者风范的美国老人，在2013年的冬春之际，因为出版《邓小平时代》，被中国传媒及普通读者广泛关注。
在他掀起的“邓小平热”背后，人们发现这个写作者，居然又是外国人。
国外作家确实喜欢写中国领导人传记
西方人撰写中国政治领袖传记，最早也许始自赛珍珠。这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终生保持了她对中国的怀念和关注，《孙中山传》正是她试图解释她出生国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一种努力。
中国共产党领袖真正为世人所知，最大的功臣是埃德加·斯诺，这个高鼻梁的英俊的西方记者深入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早期红色政权的景象，并由此建立起他和毛泽东的终生友谊。
此后的道路上，来者不绝于履：精力旺盛的小个子爱泼斯坦、有着火一般激情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1980年代的英国BBC驻北京记者肖特、美国《纽约时报》前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
除了这些新闻记者型的传记作家，一些有学院派背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他们中最为中国人所知的是施拉姆和特里尔。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是这些传记学者的智力大本营。
考察传记作家的创作心理源流，是件颇有趣味的事。这些领袖传记作家所以为中国人熟知，既是个人才华所致，也是他们的幸运。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里，以一个领袖人物为主角，进而揭开一个巨大国家波澜宏阔的剧变历史，这样的传记作品天然就隐藏了无限的读者、以及无限的影响力。
在更广阔的背景里，由西方人撰写的中国领袖传记，也揭示出中国正逐渐融入世界这一大趋势。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中国和世界交往的愈发密切，中国、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重视。
中国学的研究地位，也正由边缘向中心移动。仅以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为例，全世界就有数十个国家、近百家研究机构、数千名学者在进行，从斯诺开始，共有1600多部著作问世，有关论文逾万篇。美国人文学科的研究重镇——哈佛大学，其一些久负盛名的重要科系的系主任，如政治系、社会学系等，近年来纷纷由中国问题专家担任。
外国人为什么爱写中国人传记？
除却对国家地位提升和对这个领导人本身的兴趣，图书市场本身的规律也是很大原因。
《环球》杂志曾做过一个调查，在国外书店中国图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传记类书籍中，最受欢迎的不是李小龙，不是当红中国明星，很多时候就是毛泽东。
除了关注毛泽东外，《环球》杂志记者通过对国外书店的走访与调查发现，外国人比较感兴趣的中国传记人物，还有邓小平、周恩来，以及与台湾相关的蒋介石、宋美龄等人，他们都曾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
国内编撰的领导人传记也不是没有，但独立作家作品很少
实际上，除了外国人笔下的中国领导人形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现当代人物传记写作出版也进入了繁荣的时期。而编撰国内领导人传记性质的出版物，主要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完成。
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于1980年，是中共中央直属工作部门，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编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作、年谱、传记是其重要工作之一。
以领袖人物而言，最重要的人物传记作品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年谱；《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
而这些回忆录，大部分是集体编撰，严肃有余。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闫建琪就曾表示，态度严肃是我们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传记、回忆录的最大不同。
“一本书所提供的材料和观点不是主观愿望决定的，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我们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领导人传记、年谱，有客观依据、档案依据，都是第一手资料。所以，我们的作品都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闫建琪表示，有些海外出版的领导人传记、回忆录存在史料支撑不足的情况，甚至“有的比较明显”。
譬如，国内也有不少有关毛泽东的书文，其中最具权威的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编写的《毛泽东传》上下两大卷本。
就其完整性、史实准确性而言，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自然是无法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毛泽东传》同日而语的。需要指出的是，后者大致是《毛泽东年谱》的扩充，注重事实陈述而缺乏理论分析，注重国计党政的大事而忽略私人起居生活、言行举止、待人接物的小事。
而国人写的关于邓小平的传记，20世纪80年代费正清中心研究员（后来写《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也是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中
而之所以选择写邓小平并得以出版，除了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对华研究背景，杨炳章透露：“邓小平的两个孩子，一个邓朴方，一个邓质方，都是我同学，建立了一些私人感情。邓朴方高我一届，文革时我们是一派的。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做得不错，是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内心比较佩服他。
杨炳章还称：“我写书，邓小平知道，他没有意见。”
另一本广为人知的关于邓小平的传记，来自于他的女儿毛毛，1997年，她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引发关注。而此书的能够编辑出版，作者的特殊身份作用显然易见。
而近年来，除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作品，中国领导人的“山寨”传记在港澳台地区以各种版本形式充斥市场。而真正的国内独立作家撰写的领导人传记性质的合法出版物却几乎没有。朱镕基就曾说他自己 “从来不看别人写他的传记，认为都是东拼西凑去卖钱的”。
是什么约束了中国作家为领导人立传
毋庸讳言，不论是出于何种考虑，当前环境下，一个国内作家想要独立出版领导人传记难度不小。浸淫官场多年的媒体人，《阳谋为上》作者夏昕坦言，目前，作家想出领导人的书，“紧箍咒”不少。
而记者分析发现，作家口中的“紧箍咒”，主要涵盖在相关部门这几个文件中：《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中宣发文〔1990〕5号、〔90〕新出图字551号）、《关于发表和出版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作品的补充规定》（中宣发文〔1993〕5号）、《关于出版反映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摄影画册的规定》（新出图〔1995〕215号）等有关规定。
在《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就明确要求，“观点必须符合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各有关主管部门和出版单位必须严格把关，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不得出版、发表”。
更加让作家难以达到的条件是“凡写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书稿，在报送新闻出版署之前，须先由出版单位征求本人意见。”一般作家乃至出版单位，既缺机缘条件，也不愿为出版一本书如此费事。
领导人传记必须出版，连出版社都有指定，“这类图书限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一律不得安排出版。”
在《关于发表和出版有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作品的补充规定》中，对这些要求都得以强调和加强，“不得使用道听途说的传闻，不得捏造、杜撰，不得损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不得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不得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
而对待外国作者，《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鲜有地使用了“……但是……”句式，“翻译出版国外作者和翻印台港澳作者撰写的这类图书，同样按上述规定办理。内容不妥但确有某些研究和参考价值的，在上报书稿时须同时说明情况，经批准后，写好出版说明，方可出版。”
在某些特殊时段，这些要求会被不断重申和加强，譬如， 1997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就下发了《关于重申对出版反映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图书加强管理的紧急通知》，通知明确要求：反映现任或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全国人民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图书必须专题报批。上述领导人的身边工作人员、战友和子女、亲属撰写的作品中有涉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内容的，也必须专题报批。
而上述“通知”下发的原因为，“最近，个别出版社违反规定，未经专题报批，出版这类图书，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每一道紧箍咒都能让部分作家望而却步。而摒弃严格的出版条件原因，关于领导人资料收集也是中国作家的难题。
著名作家浮石认为，出版此类书籍，横亘在作家面前有两个大的问题，“按照我国的出版规定，一般人可能想写，也很难与这些人对话，形成真正的自由写作的传记。这类书，毕竟是要放进历史的范畴考量的，因此，为了服从于历史需要，不会太允许作家的个人思考和独立观点。所以，在审批程序上，基本上通过的可能性会很小。”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资料收集太难”。
而相对而言，国外由于图书情报检索技术相对发达，收集资料反而更加便利。特里尔写毛泽东，库恩写江泽民，傅高义写邓小平，除了依托费正清研究中心这样的专业机构，国外大的图书馆，甚至私人档案，都是他们的资料来源。傅高义就坦陈，他的资料，很多来自卡特图书馆，而库恩也通过各渠道收集了3000万字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