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五千年
本刊记者 肖婷婷／整理
如果有人问民主是在什么时候首先实施的，相信至少1/3的人会回答近代的某个时间，什么尼德兰革命之后、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甚至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等等。事实上，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雅典，就出现了成形的民主制度，只是范围窄得多罢了。然而，民主和民权思想与制度的雏形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萌芽，比如公元前841年的中国。
东周的共和元年
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份。在那一年，西周爆发了国人暴动，昏君周厉王被赶出了皇宫；在那一年，整个国家没有一个真正有实权的国家元首，甚至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开了大臣联合执政的先例；从那一年起，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的纪年，在历史上，那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
从年号“共和”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制度与之前和之后的天子独裁制是不同的。由于周厉王被赶出了皇城，没有适合的人可以掌控政权，于是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国家政权由多人议政（共和行政）。
此时的“共和”虽与现在的“共和国”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参加执政的人员也许只能代表王公贵族及朝中重臣的权益。但在奴隶社会的王权时代，这种执政方式显然比一人独裁制代表了更多人的利益。
这段历史对现代的借鉴意义太少，最多只是个象征意义，但这个故事的确很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共和执政的实践。
明朝的内阁制度
提及内阁制度，也许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代表制度。比如，英国和日本采取的就是君主立宪的内阁制。不过，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却是内阁制度的起源地。
说来也有趣，内阁制这种更靠近民主的制度，居然是明朝时加强皇权的副产品！当年明朝的开国皇帝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废除了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分权的宰相制度，而且放了狠话出来——以后都不准立宰相（对其后世子孙的要求），有敢议立宰相者，斩（对大臣的要求）！
拥有更多的权力，无疑是每个皇帝都梦寐以求的。可废除宰相以后，就意味着很多原来可以交给宰相办的事，皇帝必须亲历亲为了。朱元璋的确是个强人，可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且全年无节假日。但是，朱元璋受得了，他的子孙后代们未必受得了。不让立宰相，我多招几个“秘书”总行吧！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这群秘书们走马上任了，他们的名字就叫内阁。
起初的内阁，主要是协助皇帝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以及顾问咨询性工作，很少有机会参与决策。但到后来，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正德皇帝朱厚照这个“混世魔王”在位的时候。这个皇帝实在是太能玩了，朝政只好交由内阁来处理。而嘉靖皇帝朱厚熜又把内阁的排序排到了六部之前。至此，内阁的权力远远超过了“秘书组”的职责范围，与当年的宰相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的是，当年宰相可以一个人说了算，而内阁必须讨论商议后共同决策。
看！明朝的内阁制是不是和西方的内阁制很像？不过，与其说它像君主立宪的内阁，还不如说像总统内阁制，因为它要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这种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
晚清的戊戌变法
1895年，一本名为《泰西新史揽要》的图书在中国出版，随即刮起阅读旋风，从皇帝、高官到普通知识分子，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作者麦肯奇是英国人，新闻从业者，并非职业历史学家。该书1880年伦敦初版，经李提摩太翻译，1894年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在英美在华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次年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正式出版。
《泰西新史揽要》介绍“泰西”（指欧美，也包括印度等英国殖民地）各国的19世纪发展史，总结各国兴衰规律。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奥秘，“新政”即政治改革之后民权的兴起，比之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繁荣更为重要。“民既有权，则可以博考万物而得万物之理”，有了民权，个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也会随之繁荣；“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即老百姓有了选举官员（议员）治理国家的权利，也就无须“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国家和民众之间就没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社会就趋于稳定和发展。
《泰西新史揽要》对1895年的大清帝国来说，无疑上了一堂民主课，对大清帝国朝野进行了民主启蒙。按常理，出版这样的书有风险，但出版者却没有因此而遭殃，主要是由于1895年大清帝国的特殊国情——甲午战败，举国反思，该书的见解相当于给甲午战败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所以它没有受到太多的责难，反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政学各界均给予高度评价。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也都对此书表示赞赏。光绪皇帝是经康有为推荐而得识此书的，之后“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梁启超所上的奏折，许多理念和建议均来自《泰西新史揽要》及李提摩太为该书所写的序言。因此，也可以说是《泰西新史揽要》促成了戊戌变法。
晚清义和团运动之后，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而资产阶级也在不断要求获得政治权利。清王朝在岌岌可危情况下，宣布实行新政，并预备立宪。
首先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教育、官制等等。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取士制度也在那时被废除；其次要设立议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然而，在最关键的设立议会内阁时，内阁共设13人，8人为满族旗人，而其中5人均为皇族，被讥讽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立宪”的幌子欺骗国人的行径完全暴露。
数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就此覆灭。
中共的民主实践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苦苦探索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找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希望和前途。于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他们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首先是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产生怀疑开始的。如何既避免西方议会民主的弊端，又能够真正实现政治民主的理想呢？这种在批判西方议会民主弊端时出现的难题，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初步得到了解决，即谭平山所说的“现代民治主义”和李大钊所说的“纯正的平民主义”，这也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和他们曾经极力追求的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他们认为是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优越得多的民主政治。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呢？
大革命时期，中共积极投身宪政运动，先后领导组织了通过议会斗争影响北京政府的民主主义联合阵线和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帮助国民党改组为国共“联合政府”；进行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以及发起组织了乡村自治运动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农村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极其残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在国民党反动势力极为疯狂的暴力围剿下，依然在革命中坚守着民主的信念，并取得了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和宪政模式的确立。
这些经验和成就，既体现了中共对民主政治的真诚态度，也初步显示了其出色的领导民主政治的能力。这种能力后来在延安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
“1949年，胜利来临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振奋的开局。而更令人目不暇接的胜利，则是与开国齐头并进的民主架构。从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在全国开展普选，再到1954年宪法的出台，这些民主建设的标志性大事件，均在热火朝天的拥护声浪里完成。
中共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热情。当时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又有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初年的民主气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随后发生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打乱了党内民主的进程。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民主空气一扫而空。
“民主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所谓的大民主其实是群众造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邓小平拨乱反正，民主才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总结这60年的民主进程如是说。
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先后出现的“法治”、“人权”、“依法治国”、“政治文明”、“以人为本”、“保护私产”、“和谐社会”、“公民社会”等流行话语，莫不源自“民主”这一普世价值的精神滋养，它们支撑着政治变革的渐行渐深，也见证了执政理念和国家价值观的不断成熟。
(资料来源：2012年4月4日《新京报》、天涯论坛、网易网、2011年4月11日《学习时报》、《瞭望周刊》、2012年1月2日《光明日报》、人民代表网等)
(资料来源：2012年4月4日《新京报》、天涯论坛、网易网、2011年4月11日《学习时报》、《瞭望周刊》、2012年1月2日《光明日报》、人民代表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