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洪：我不只是“廖厂长”
本刊记者 周媌／文
廖厂长，真名叫廖群洪，现居长沙，从事过机械业、地产业，现从事矿业。与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是大学同学，现任长沙市涟源商会副会长。
在一上午的聊天之后，脑补中长着翅膀、头顶光环的他从YY的神坛上走下来，他不再是高举理想主义大旗奋不顾身、高大上、零瑕疵的“廖厂长”，而是会热血、会彷徨、会犹豫的廖群洪。而记者，更喜欢眼前这个自称“顽固老头子”的大叔。
慷慨侠客
说起资助吴晓波的原因，没有想象中的眼泪汪汪或者感慨万千，廖群洪只说了四个字：“理所当然。”在廖群洪看来，当年的吴晓波有理想，他有钱，他又很欣赏吴晓波的理想，这三个理由足以让他毫不犹豫地掏出7000块来。
这并非廖群洪第一次慷慨解囊。
1978年，梁稳根和廖群洪同时考上中南大学，因为同是老乡，两人交情甚好，一次梁稳根的女友要来长沙，家境贫寒的梁稳根苦于无没有像样点的衣服而闷闷不乐，廖群洪发现了他的变化。他想起了自己刚好有一件新做的西装，便主动借给了梁稳根，还给他塞了25元钱。要知道，那时候的廖群洪家境也并不富裕，他告诉记者，他上大学的行李箱还是用的他外公的，在大家都用上了皮箱的时代，他那个老气破旧、简直不能称之为“行李箱”的箱子还常被同学嘲笑。
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1990年。那时候，廖群洪经营的工业照明灯配件加工厂倒闭，顿时，他从可以拿出7000元资助他人的廖厂长变得身无分文。思前想后，他看中了当时还并未普及的液化气，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市场，于是决定回涟源开一家液化气站。他跟丈母娘借了2000块钱作为资本出发了。在路上，他遇到了以前一起做化工项目的一位姓贺的朋友，得知贺姓朋友境况十分窘迫，廖群洪当即从自己借来的2000块里拿出了300块给他。
廖群洪的这种热心肠也影响到了他人生的选择。
2008年前后，长沙红星日用品城和绿色食品城已经开发多年，但一直没盈利，2000多商户与开发商之间积怨已久，只能用常年维权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若这一问题不解决，红星只怕难以维系。这个时候，红星的老板找到廖群洪，希望他能过来帮忙。面对邀约，廖群洪显得很是为难，一方面，此时的廖群洪有自己的事业，虽说不算大富大贵，但是小日子还是过得很安稳，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忙的难度系数实在太大，当年诸葛亮舌战群儒已经让人觉得碉堡了，而现在廖群洪面对的是2000多个愤怒的商户。思考再三，廖群洪还是决定接下这个烂摊子。“2000多个商户，我想帮帮他们，再说红星有那么大一块地，如果垮了，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种损失。”看着小记露出的崇拜的星星眼，廖群洪呵呵一笑：“哎，能帮则帮。”
接下来的三年里，廖群洪奔走在2000多个商户之间，过度的劳心劳力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心脏都搭桥了三次”。最后，矛盾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廖群洪又做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他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红星。“本来就是来帮忙的，帮完了，就该走了。”廖群洪说得很淡定。廖先生很淡定，记者却不淡定了，脑里的小剧场闪现出一个画面：一位侠客，只身退敌，事成之后，不说一句，独自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个让人仰望到脖子酸痛的背影。廖群洪正是这位侠客。
廖群洪这种在现在看来有些“蠢萌”的侠客精神，据他说，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廖群洪的父亲曾经是公社的一名领导。那时候很多公社运行都十分困难，遇到各种麻烦事都会来找他父亲，他父亲总是二话不说能帮一定帮。廖群洪说，小时候，他经常看到他爸爸一身脏兮兮地从外面回来，还没休息一会儿又乐乐呵呵地去给人帮忙了。所以，在父亲的以身作则之下，廖群洪也有了一副热心肠。
热血青年
除了父亲之外，另一个影响到廖群洪的人是他的外公。
在廖群洪的印象中，外公虽说并没有多高的学历，却收藏了不少书，且以儒家学说的著作为主。廖群洪说，虽说那时候还小，很多书上的东西都看不懂，但是却牢牢记住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
后来廖群洪进入大学，偶然间在图书馆读到一本《肯尼迪评传》，他发现肯尼迪家族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身为一个人一定要为社会做贡献。这深深触动了廖群洪，一方面，是因为这和他从小接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不谋而合；另一方面是，这颠覆了他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资本家并不只是追求财富，他们也会想着回报社会，并且，从肯尼迪家族的经历看，这两者并不矛盾。于是，从那时起，一颗创办实业回报社会的种子便悄悄埋在了廖群洪的心里。
然而，这和当时的社会主流有些背离。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思维还有所禁锢，大家对于追求个人财富有些排斥，认为报国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廖群洪。直到后来他接触到马克思·韦伯的学说，才了解到追求财富并不可耻。马克思·韦伯的理论解开了廖群洪心中的困惑，他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些学说在国内普及，甚至还萌生出了翻译马克思·韦伯全集的念头，“我希望可以吸纳西方的东西来推动实业的发展。”廖群洪说。只可惜，最后苦于自己能力有限，马克思·韦伯的学说又过于庞杂，翻译文献的想法最终没有付诸实践，然而，马氏学说却鼓励着廖群洪去实现自己的实业梦。
为了兴办实业，他还和挚友梁稳根有过一次大的分歧。
当时，廖群洪和梁稳根都认为实业可以兴国，于是他们二人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讨论实业兴国的方案，一个通宵之后，他们决定一起向娄底的冶金局申报一个有色金属加工的项目。可是临到签字递表的时候，廖群洪犹豫了，他认为自己对于这个项目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想明白。最后他没有签字，最终导致这个项目流产。
事后，梁稳根十分生气，给廖群洪写来了一封长达8页的信。廖群洪说，这封信他保存了多年，最后在他辗转多地之后还是遗失了，然而信中的内容他却记得很清楚。他说，当时对他触动最大的一句是，“明知不可为而强为者，谓之蠢汉；知可为而不为者，谓之懦夫”。被好友写8页纸痛斥，廖群洪却一点都不生气：“稳根真是一个有理想的人，那时候他骂得很尽兴，我看得也很尽兴。”
矛盾商人
然而，廖群洪的兴办实业之路却走得并不顺畅。
前文提到过，1990年，他经营工业照明灯配件加工厂失败转攻了液化气市场。1992年他的液化气站因为资金不够，又被迫转给了他人。之后他去到江苏，投资生产一种治疗鱼类疾病的药物，1年之后，因为资金回笼出现问题，他不得不再次将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转给他人。廖群洪又从江苏去到了广州，想从事金属贸易类的工作，按照他的话说，那时候心气高，一心想办实业，不想做小门面，但是资金又不足以支撑他的理想，最终广州也没能成就他的事业。1997年，他来到长沙，开始从事当时算是新兴行业的IT业，结果，迎接他的又是失败。2005年，在现实面前，廖群洪终于放下了他的架子，租了一个小门面做小型机械设备买卖。因为做事认真，卖的东西品质高，廖群洪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也是至此，一个被现实赏了无数个巴掌的“屌丝”，才终于尝到了一点点甜头。
总结过去的失败经验，廖群洪说，他的失败在于，从一开始，他就赋予了商业太多的价值。在廖群洪的观念里，办工厂赚钱很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做贡献，要培养人才，而且还得是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他不断要求手下的人进步，但是他的理想却并非能让每一个人接受。“就比如说一个搬运工人，你给他2000块，让他好好搬东西，这没问题，可是你不仅要他搬东西，还要求他有上进心，有更高的追求，这人家就不乐意了。”说到这里，廖群洪吸了一口烟。
对自己，廖群洪更是要求甚高，在采访中，他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可是，商场如战场，尔虞我诈在所难免，廖群洪的正直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就比如说卖电动机，别人用铝线以次充好，我就坚持要用铜线，可是来采购的人不认你这些的，谁便宜就买谁的，所以我的东西卖不出去。”廖群洪的的言语里透着几分无奈。
廖群洪因为理想从商，却又因为理想受尽挫折，他说，做商人最重要的还是在商言商，理想主义，现在想来，大概是作为一个商人最失败的一点。商人和理想的矛盾始终纠缠在廖群洪的心里，其中滋味想必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正如他跟记者说的一样：“不足为外人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