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廖厂长”的三点疑问
本刊记者 冷眉 周媌 \ 文
在现下这个倾心逐利的年代，廖厂长和吴晓波的这段往事颇让人感慨。但是在理想主义、家国情怀的盛大讨论之下，也不免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我们不妨试着将其厘清。
吴晓波是不是有点小矫情
当一大票人正沉浸在廖厂长带来的“感动汪洋之家国情怀”里时，另一拨人则涉嫌“腹黑”，开始质疑此次事件背后是不是有其他小九九。首当其冲的质疑就是：在互联网、通讯如此发达的当下，吴晓波老师又拥有如此的社会知名度和号召力，不说几通电话就能找到廖厂长，但起码不至于太难，为什么还非得将四年前的一篇回忆文拿出来四处转发，是不是有点小矫情？
当然，有“黑”就有“蜜”，大把“吴蜜”反戈一击，替吴晓波辩护，犀利武器就是：茫茫人海，找人太难。
这一点，小编承认。从吴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吴手里掌握的关于廖厂长的线索极少，甚至连廖的全名都不清楚，想找到并非易事。但是，如果真想找一个人，以吴晓波先生的影响力，并非难于上青天。更何况，若真有心，大海捞针也并非不可能。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集结号》，片子讲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某部九连连长谷子地率部在汶河南岸浴血奋战，执行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惨烈的战争中，全连除谷子地，47人全部阵亡。由于部队改了番号、藏匿牺牲战士遗骸的窑洞被炸塌导致踪迹难觅等等七拐八拐的原因，九连牺牲的烈士们竟然被认定为失踪（主要原因还是找不到尸体），于是，谷子地开始了艰难的寻找。在那个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时代，谷子地求爷爷告奶奶，终于找着了弟兄们（遗骸），完成了心愿。从难度系数上来说，吴晓波寻找廖厂长的任务和谷子地的任务之间，说隔着n个《寻情记》，一点都不夸张。
既然“找人难”这一点站不住脚，那么请允许小编大胆猜测一下，吴晓波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寻找廖厂长，大概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吴晓波可能只是得了一种大家都有的病——懒癌。懒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惰性，是指因主观上的原因而无法按照既定目标行动的一种心理状态，当一个人有惰性心理时，做事就会迟迟不行动，一拖再拖。这么说，并不是批评吴晓波懒，因为这在小编看来是人之常情。小编猜想，吴先生曾经多次有过寻找廖厂长的想法，可是想法和行动之间隔着的是懒癌，如果说脑中蹦出来的想法是小火苗，那懒癌就是泼下来的一盆冷水，于是“寻找廖厂长”就在火苗和冷水的循环中被搁置了。
第二种，吴晓波不是矫情，只是刻奇。
刻奇（Kitsch）这个词，1980年代末中国读者在昆德拉那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已经遇到过。刻奇现象中的两个重要层次，就是自我感动，以及和别人一道分享的自我感动。
从吴晓波《只有廖厂长例外》一文中可以看出，吴晓波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怀念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情怀。“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经济社会里，我有时会对周围的一切，乃至对自己非常失望。但在我小小的心灵角落，我总愿意留出一点记忆的空间给廖厂长这样的‘例外’”，廖厂长当年的慷慨是吴晓波心里的暖流，他被记忆中的廖厂长感动，于是他将这份自我感动分享出来，可能本来的目的（或者说不是唯一的目的）就不为寻人，而只是分享，感动自己，再感动他人，如是而已。当然，吴老师这样做，也是很暖男很有爱滴！
为何这件往事时隔数年才又被提起？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早在2010年，吴晓波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只有廖厂长例外》，但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动静；而这次他将该文重新在微信公众号上贴出，却引发了热烈反响。同一篇文章，效果天壤之别。为什么？
我们先试着从博客与微信的传播方式上进行解释。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交工具，微信在言论表达和信息传递上优势明显。首先，微信的粉丝质量更高，目标受众更具有针对性。而博客则是只是一个开放的信息平台，信息发布者无法预知信息发送的结果，而微信的信息流动则仅限于确认的好友之间，信息的指向性明显，用户一般不会对内容反感，接受度较高。其次，微信是对等的双向互动性的模式，是一对一的交流，而博客则是一对多的交流，更偏向于带有互动的单向传播。博客名人发布信息后，较少与粉丝进行互动，呈现出一种“弱关系”传播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微信则是对等的双向关系，用户之间互相加为好友才能对话，排除了“不相关”粉丝和“杂音”的干扰，构成平等关系。因此，微信用户发送的信息、图片、视频，往往能收到及时的反馈，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保证了微信用户发出的信息具有较高的接受度。最后，微信的“意见领袖”影响力更强。微信的好友确认功能将“不相关”或者不想见的人排除在外，构成了一个私人化的社交网络，也可以称为微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出现在这个网络中的用户，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强烈的情感粘合，这是博客难以达到的。因此，微信平台上的“意见领袖”很可能是现实中的意见领袖，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获得群体成员的支持和认可，当微信平台上的“意见领袖”发声的时候，他的观点就很有可能影响群体成员，相对于其他新媒体，微信平台上的“意见领袖”话语的影响力更强，观点被接受程度更高。所以吴晓波四年前在博客上发文的影响力不如今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次，也有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原因。“十八大”以来，“中国梦”作为振奋和凝聚人心的概念被反复提及，这为理想主义、家国情怀的回归和生长培植了肥沃的土壤。习近平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精神、信仰方面的论述，比如近一年里两次高调出席纪念孔子的系列活动，也为理想主义的新生鸣锣开道，形成了一种浓郁的社会氛围。是故，“寻找廖厂长”的话题一抛出，就能得到广泛的回应。
而吴晓波也在自己的文中直言，与其说是怀念廖厂长，莫不如说是回忆一段青春岁月，回望一个渐行渐远的理想主义时代。一次偶然事件却引发了如此多关注，甚至引发了一场关于理想与情怀的大讨论，这至少说明，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仍有情怀会被唤醒，如王尔德所言，“即便你身在沟渠，也要仰望星空”。
是不是一场双簧式的炒作？
对于这点怀疑，廖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提及。在三湘都市报《寻找廖厂长，对话吴晓波》的文章发表后，廖厂长接到了许多电话，有些是多年的好友，有些是以前的老部下，大家惊奇地发现，平时低调的老廖原来有这么大的能量。廖厂长给记者回复的消息中写道：“其实我只是一个平常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那么高大上，大家把我拔高了。”
他甚至告诉记者，自己也被晓波笔下的廖厂长所感动，但“廖厂长是我，却也不完全是我。”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大家赋予了“廖厂长”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们所期望的是廖厂长身上所闪现的理想主义光辉。现实社会不断商业化，我们的内心其实很渴望理想主义的回归。
廖群洪对记者说，我希望媒体注意的是，大家注重的是吴晓波笔下的廖厂长形象，这赋予了晓波的情感。这次反响大，说明了他笔下的廖厂长有闪光点，反映了大家渴求那种精神。我希望能这成为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不希望媒体借吴晓波来炒作。他说，晓波是我的好朋友，当年志同道合，可以称为同志。同时，我也不希望借他来炒作自己。
在担心之余，他立即又补充道：当然，只要有利于提高湖湘文化的影响力，提高我们的凝聚力，促进社会发展，那如果需要我出面做什么事，我都愿意做。 他随后又一次强调，“只要对社会有好处的我愿意来做！”
这些表态，应该可以否定炒作的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