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星”背后的审丑时代
本刊记者 周媌 \ 整理
相较于黄渤的红红火火，同一档期的《黄金时代》则显得有些落寞，总共只收获了可怜的3000万票房。于是，有人发问：《黄金时代》为什么没能PK过“黄渤时代”？“女神”汤唯为何没能PK过“丑星”黄渤？
有人说，现在的人肤浅，长假喜欢看轻松的喜剧，可《亲爱的》小编光看宣传片花就哭成狗了，更不要提看全片了。此外，除了汤唯，被丑星们逼得无路可走的美人们也不在少数。
除了好人品遇上了好剧本，在这看脸的时代，来自丑帅星的他们有自己特别的生存之道。
宁愿丑得个性，也不要美得雷同
最近有一种病相当流行，它叫做“脸盲症”。脸盲症又称为“面孔遗忘症”。最新研究发现，过去被认为极为罕见的脸盲症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较为普遍。该症状表现一般分为两种：患者看不清别人的脸；患者对别人的脸型失去辨认能力。所以，在更新换代迅速的娱乐圈里，长着一张有辨识度的脸相当重要。对于美，人们的标准似乎相对一致，现在流行韩系美男，于是涌现出了一波唇红齿白大长腿的美男，然而，美是美，却没有特色。而对于丑的标准则很多元化，这就给了黄渤们出头的机会，不说一炮而红，起码你会记住这张脸。话不多说，来个小测试。
我们来感受一下。图1为当红美男团体EXO，图2是逆袭者们。小编将这两幅图扔到了《华声》杂志的互动栏目“花生乐园”里，让大家来评论，得到的反馈是图1虽然好看，却很难分别说出每一个人的特色，甚至有颗“花生”惊讶地问我：“这不是同一个人的照片？”而图2，大家的印象点各不一样：比如葛优的光头，王宝强的傻笑，李咏的脸长或者冯小刚的牙，虽说美感欠缺，却丑得直击人心。
得屌丝者得天下
江湖流传一句话：得屌丝者得天下。黄渤们的逆袭也成了这句话的有力佐证。
说起现在的“黄渤时代”，不由得让人想起之前的“葛优时代”，而不论是葛优还是黄渤，都以出演小人物见长。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小人物永远占据着绝大多数，他们是无名无姓的某某某，面目模糊，上不了史书，也立不了传。但大众影视作品时常会聚焦这沉默的大多数，将他们生活中的挣扎与困局呈入世人眼前。
先说葛优。
从《顽主》开始，葛优成了中国银幕上一类从未有过的小人物的开端，演绎了数个现代小人物。《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李冬宝，《大撒把》里的留守男士，《不见不散》里移民美国洛杉矶多年的无业青年刘元，《没完没了》里老实巴交、自作聪明的出租车司机韩冬，《大腕》里渴望干点大事的电影厂下岗摄影师优优，直到《非诚勿扰》里想要抱得美人归的海归秦奋。
葛优式的小人物带有浓厚的王朔“京痞”式风格。这些小人物有的留过洋，也算见过大世面，但却一事无成；有的在时代大潮里被落下，但总有颗干大事的心；有的想发财，但却舍不下身段放不下架子。
他们大都冷面热心，有点小坏，小聪明；他们也有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嘴上爱讨便宜心里却老实得很，是无节操有底线的主；他们是顽主，为虚无的价值观折腾，言行之中总对世道人心颇多讽刺，却也有点成大腕的念想，虽然总是失败。
从1992年到2010年，葛优这张并不英俊的面庞成为了一张标准的中国“国民脸”，而他扮演的小人物则渐渐走高。到了《非诚勿扰》时，葛优扮演的秦奋已成海归，有了稳定的收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当初的“出国潮”已经变成今天的“回国热”，当年的小人物，如今已是安居乐业的中产。虽然葛优仍是荧幕上满心困惑的小人物，但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早已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都市中产。
在葛优脱离小人物圈之后，人们迫切需要另外一个人来为自己代言，黄渤就这么应运而生了。
与葛优式的小市民不同，黄渤走的“款”是民工、笨贼、痞子等一系列出身底层、充满屌丝气息的小人物。2000年，黄渤有了演员生涯中的第一个角色：电影《上车，走吧》里一名刚来北京打拼的农村小青年。后来他又接连出演了《民工之生存》中的进城农民工，《疯狂的石头》里手法过时、情商奇低的毛贼黑皮，《疯狂的赛车》里潦倒的自行车手耿浩，《高兴》里收垃圾的小混混，《斗牛》中憨傻的农民牛二。这些角色多是窘迫而尴尬的社会底层人物，他们莽莽撞撞、为求生存可笑滑稽、拙笨顽劣，面对生活，他们唯一的利器是勇气。
宁浩曾说，黄渤作为演员是“特别亲民、典型的底层人的代表”。在今天这个时代，黄渤式的小人物显然更能引起屌丝们的共鸣。理想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金钱是终极追求，屌丝登堂入室，人人都表现得以屌丝身份为荣。有评论家分析，黄渤演的小人物有喜有悲，俨然是屌丝的形象代言人，生活的挫折感有多大，黄渤的市场就有多大。连黄渤自己都说：“好作品跟时代契合，跟当下社会的问题契合，时代给你一个够大的土壤，你拍的东西才能让老百姓接受。”
正是丑星身上这种平凡感让人觉得亲切吧，毕竟家门口左拐卖鸡蛋煎饼料加超足的老大爷，比起一个颜值下降或者根本不对胃口的偶像演员要讨喜得多。
相较于美，丑更能展现苦难
影视作品吸引人首先因为戏剧情节，尤其惊恐苦难桥段，因为这是人的天性，席勒在《论悲剧艺术》里说：“伤心、可怕，甚至是恐怖的事物，对我们有难以抵挡的吸引力；苦难与恐怖的场面，我们既排斥，又受吸引，看见有人讲谋杀之事，就围拢过去；我们渴切读鬼故事，故事愈令我们寒毛直竖，我们愈手不释卷。人的精神的这股冲动，在现实里更加明显。从岸上望去，暴风雨刮沉的船队，其令我们的想象力快意的程度，一如令我们心情激动。犯罪赴刑，多少人拥上去看他毙命！正义得伸的快意，与不高贵的报复欲，都无法解释这现象。”要演惊恐苦难桥段，丑星比起美星来，具有天然优势。
之前网络上流行过一个段子，说“吴彦祖就算是偷窃那也是英俊帅气的潇洒怪盗，吴彦祖就算是杀人那也是俊美绝伦的冷酷杀手，吴彦祖就算强奸那也是风流倜傥的采花大盗，虽然小编是吴彦祖的的脑残+花痴粉，但是，不得不承认，演高富帅，彦祖老公手到擒来，可是演屌丝，彦祖老公却怎么看都差点意思。再看桂纶镁，在《触不可及》里与孙红雷跳探戈多美啊，但演受电刑尿裤子那段实在不像。而在《心花路放》里，当黄渤与美女坐的车子失去刹车即将撞到朋友车的时候，黄渤下车往车底扔石头、又使劲地拖住车，那歪嘴绷牙的架势让观众看得心惊肉跳，着实过瘾。
当然，对受苦的展示不只是满足观众的“看客”心理，艾柯在《丑的历史》里说：“早期基督教艺术自我限制，只呈现基督这种‘好牧羊人’十分理想的形象，不认为钉死十字架是适当的画像题材，到中世纪晚期，那个十字架上的人才开始被视为真实的人，遭受、浑身血污、痛苦而身躯变形，暗示信徒应该同情此人，认同此人。”在《亲爱的》里面，黄渤演找孩子被骗子围攻、攀着桥栏杆边哀嚎边挥刀乱舞“我都这样了，你们还骗我”，这就具有基督受难的效果，他可不是帅明星耍帅，一个鱼跃跳入桥底河水中，而是筋疲力尽时无奈松手，像沙袋一样下坠，那是沉重的失望，能勾起人最大的同情，“他可是我们的同类哟”。
如果说美是因为规则、完整、匀称、和谐、符合一定的比例给人以愉悦感，那丑就有打破禁忌、习惯、传统思维的意味，因此，丑星是一种“破坏性幽默”。你看城市嘉年华上那些化妆舞会，多少丑怪动作，包括亵渎神明的举止，还有萨德小说中那些放肆的性描写，这都给人破坏陈规的发泄感。在《心花路放》的结尾，旅店剪辑黄渤前妻录像进行玩亵，黄渤要求旅店删除以至冲突，黄渤并不是叫熟人兄弟干群架，而是一个人突然发飙，以防狼喷雾作武器，尽管后来被人打得哇哇叫，但观众还是觉得这架打得爽。想想看，要是帅气的金城武打架，肯定是啤酒瓶砸人头，一人挑翻一群小喽喽，引发女粉丝尖叫连连，又怎么能表现生活中的意外和忍无可忍？
现代性对“丑”有强大的需求
“丑星”出现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刘东在《西方的丑学》分析说，因为丑在近代以来的介入，人类感性心理的空间得到了拓展，“丑，就像贝多芬《命运交响乐》里那个著名的三连音一样，来势汹汹地敲打着艺术的大门！”让我们拿德拉克洛瓦的《海上遇难的唐璜》与古希腊的《拉奥孔群像》比较一下，拿雨果的加西莫多余古希腊的阿波罗像比较一下，拿罗丹的《老娼妇》与古希腊的《米洛斯的阿芙蓉狄》比较一下……他们的艺术倾向不再是单一的，单向度的，唯美的，而是美丑并举，善恶相对，哀乐共生。
因此，现代人对“丑”的文艺需求相当强烈，表现主义艺术，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小说，荒诞派戏剧，往往都富于喜剧性，其人物都往往滑稽得类乎丑角。这种表面逗笑的喜剧，是故意叫每一个观众难堪，没有人会从这种对整个人生的嘲弄中，悟出自己一丁点儿优越性来，因而具有象征的普通性。
前现代的笑话多是，“一个穷人发誓当了皇帝以后，要一手拿柿子饼，一手拿馒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种“出丑”是对弱者的嘲笑，“美-丑”截然二分，旁观者高高在上。而经历了“丑”洗礼的辩证美丑观则不是这样，他们着意塑造的多是喜剧式“反英雄”，是碌碌无为而又心灵敏感易受伤害的宵小，是扭曲变态、心灰意懒有时却又不甘心堕落的庸人……比如，《推销员之死》里由于职业原因不得不成天强堆笑脸直至步入死亡的可怜推销员，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以及《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还有黄渤在《斗牛》、《春天里》演的一系列角色，他们表现人生既通过“美”的坚强、勇敢、乐观，也通过“丑”的沮丧、畏缩、自私。
最近不是有“萧红热”吗？萧红的天才就表现在她对写作对象没有太太小姐的鄙夷，也没有启蒙者的居高临下，而是跟污垢世界里的人一起疼痛，这种疼痛经验诉诸文字就像是柴火米锅烧出的喷香锅巴。
比如说，《生死场》里麻面婆听说自己家的羊丢了，就去柴堆里找，“她为了要作出一点奇迹，今后要人看重她。表明她不傻，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时节出现，于是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手在扒著发间的草杆，她坐下来。她意外地感到自己的聪明不够用，她意外地对自己失望。”这就写活了污垢世界的人对尊严的追求。
这些描写是以“丑”的艰难、笨拙、死亡来烘托“美”的坚强、乐观、希望，将美丑辩证起来了，也就跟启蒙主义文学“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那种僵硬的、高高在上的美学观拉开了距离。
资料来源：《Vista看天下》、《博客天下》、凤凰网、腾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