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隔空招手只是一个开始
本刊记者 田雄狮／整理
2014年8月14日起，罗马教皇方济各开启访韩之旅。在此次访问中，他的专机首次被允许穿越中国领空，并在飞机上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送问候电报。
当教皇专机飞越中国领空
在中梵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几十年来磕磕绊绊、波折不断的情况下，此举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仅如此，方济各在18日结束韩国之行后表示，绝对愿意到中国去，并且“希望明天便能成行”。他还表示，在中梵建交的问题上，梵蒂冈只要求教会能够执行本身的工作和职能，并没有其他条件。
从他的这些行为可以看出，教皇有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向，而中国亦投桃报李。首先，允许教皇专机飞越中国领空可谓是一大突破。因为1984年和1989年教皇保罗二世先后两次访韩均被拒绝进入中国领空。另外，在谈及方济各向中方致敬电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愿意与梵蒂冈进行建设性对话，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由此可以看出，改善两国关系并不是一方的“单相思”，而是双方共同的愿望。我们不能否定此次“航空外交”对中梵关系缓和的积极意义，但是只能说双方具有改善关系的意向，要说建交还为时过早。摆在双方面前的大山，可不是一朝一夕能铲除得了的。
自1951年中国和梵蒂冈断交、1957年中国成立独立于教廷、自选自圣的“天主教‘三自’爱国会”后，中国和梵蒂冈、中国国内天主教官方教会和罗马教廷间的关系就一直处于低谷，梵蒂冈也成为整个欧洲范围内唯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更为多元化的政治主张
二战后的历任罗马教皇一直以右翼、反共立场著称，其中以波兰籍的约翰•保罗二世尤为著名。刚刚退位的本笃十六世也曾多次发表右翼色彩明显的讲话，并对“共产政治”予以抨击。尽管自“三个世界”论出台，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外交舞台秉持务实主义立场，淡化了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但教皇的如此“定调”不可能令中国政府感到愉快。
与前任不同的是，方济各教皇的政治主张显得更为多元化。针对意识形态之争，他强调“左右兼容”、“不争论意识形态”，认为当代社会的政治应该多元化，容忍异己、兼收并蓄才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一味吹捧或贬斥都是片面的。他曾公开谴责资本剥削、社会不公和“资本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认为这些都和天主教的宗旨背道而驰。
方济各是阿根廷人，长期在拉美教区担任教职。在拉美大多数国家，憎恶贫富不公和社会对立，反对国内外垄断资本霸权的盘剥欺凌，憧憬社会公平、公共福利，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左翼民粹思想也是拉美民粹的主体。作为植根于人数众多的拉美天主教社区、在偏左的阿根廷土生土长的宗教人士，方济各教皇产生这种迥异于欧洲籍前任的“非右翼”世俗政治思想并不足奇。
近年来天主教的重心正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欧美信众比例相对下降，拉美、亚洲、非洲等非传统地区的信徒比例大幅度上升。方济各教皇在社会问题上的崭新立场，较诸前任显然更适应这种新形势。这种“非右翼”色彩，或许能使教廷与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加“说好话”“好说话”一些。
但方济各教皇虽然出身耶稣会，在教义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如果说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各种奴役”（包括卖淫嫖娼、剥削童工和剥削非法劳工等）、反对妇女出任教职及反对“允许神职人员结婚”的主张和中国方面尚不构成尖锐冲突，那么他对避孕、堕胎和计划生育的激进反对态度，仍与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相悖。
绕不过去的几道坎
罗马教廷和中国政府1951年断交，1978年恢复接触后又始终无实质性关系进展，关键便在于彼此间的几道坎。
教廷严禁各地教会自选自圣，要求天主教各教区、教会和教众服从教廷的指导，而中国政府坚持主张“三自”。尽管双方会以推举同一人选出任教职的形式达成事实上的妥协，但这本身是一种策略性而非制度性的应付之策。因为在教区内官方、非官方信众、教友人选趋同时能达成一致，但若出现各推各人选，而中梵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便会出现同一教区产生两个主教（一个中国官方认可的“三自”主教，和一个梵蒂冈认可的主教）的情况。
这种情况随着老一辈神职人员相继物故、退休，新一代教众间隔阂增大，实际利益矛盾增多。本笃十六世在位期间曾数次将“三自”选出的主教斥为非法，中国政府则将教廷的上述举措称为“干涉内政”。
对中国政府而言，宗教团体不听命于境外组织是原则问题，而在教廷看来，只要仍认可自己是天主教会、教徒，就理所当然应听命于梵蒂冈。历史上因为对教皇权威的争议而导致的教派分离、新教派产生不知凡几，这个问题对教廷而言同样是不容动摇的根本。
再说，中国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凡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必须与台湾当局断交；而梵蒂冈公国一贯奉行“断交不自我出”的惯例，即“建交可以，只要台湾当局不主动断交则不与之断交”，而正推行“活路外交”的台湾当局自不会放弃这欧洲仅存的“外交桥头堡”。
本笃十六世就职弥撒，陈水扁就曾亲临祝贺，此次方济各教皇就职弥撒，马英九同样亲自到场。从梵蒂冈方面给予的“国宾规格接待”，和台湾方面的大事张扬可知，梵蒂冈很难抛下“惯例”以和“旧交”主动断交的代价，换取和中国建交的机会。
此外，影响中梵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是对一些历史问题、人物的评价。教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处理若干中、外籍神职人员的做法一再表示强烈不满，而中国政府对教廷每每将两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以及近代一些在华活动、死去的天主教争议人物“封圣”反应激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同样缺乏转圜的余地和艺术。
教皇通过“圣座”来管理梵蒂冈和世界各地教会事务，下设中枢组织教廷，包括国务院、宗教法院、十一个宗座委员会和众多事务机关。这些职能部门及其负责人担负着从世俗的内政、外交、金融乃至精神层面的教义解读、传教、“封圣”等诸多具体职能，令梵蒂冈的政策具有强大的延续性，不会因教皇更迭而人亡政息。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梵蒂冈、教廷和教皇的对华政策。其中，顾问机构——枢机处枢机甚至终身保有头衔。但这种延续性也成为一种惯性，使得教皇更迭对教廷政策的影响力被极大削弱。
但是，中梵建交应是水到渠成的，不可冒进。摆在中梵两国面前的两座大山：台湾问题和宗教自主问题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短期来看，两国关系虽有缓和的迹象，但难以上升到建交的层面。要想实现两国建交，要有想要改善两国关系的强烈的意愿，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摒弃偏见，发挥智慧，这将是一个中梵双方长期博弈的过程。但是，道路是漫长的，前途是光明的，两国建交是大势所趋，终有一天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