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95%以上的经济判断都是对的人物华声杂志

任志强：我95%以上的经济判断都是对的

整理 | 刘念国

“哪怕一个再渺小的个人，也可以为一段历史，甚至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背书。”现在，轮到任大炮背书了。

9月22日，“地产大佬”任志强回忆录《野心优雅》首发。

曾纠结于是否将自己的私生活和内心真实感受公布于众的任志强，最终选择不改大炮本色，揭秘充满励志色彩又极富传奇性的60年人生，发表火药味浓烈的经济和社会观点，将“一个人的故事”写成“我们的故事”。

一个多月下来，《野心优雅》持续引发争议。新书中，任志强曾表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曾是自己初二时期的辅导员。针对自己曾经被关押看守所的经历，任志强也在书中作出了回应。为强调自身清白，任志强还在新书附录中收录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开具的任志强无罪证明。

任志强还详细叙述了与诸多政府高层过招的细节，首次披露与王石、黄铁鹰、马云等重磅企业家私密内幕。中粮集团前董事长宁高宁、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北控集团前董事长衣锡群、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欣然为新书作序，从不同角度畅谈对任志强的观察和思考。　　

以下是对任志强的采访，他谈了王岐山、俞正声、汪光焘等政治领导人，谈了王石，谈了冯仑，谈了小潘（石屺）……

“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我和柳传志争论过很多次

问：柳传志之前提过要“在商言商”，而你不是？

答：我们私下讨论的还是政。商人要谈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能让商人生存的环境，这是制度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打破旧制度，比如说大锅饭的问题、让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取消粮票是商吗？是政。

所以，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我和柳传志争论过很多次，柳传志是自我保护。那句话不代表他的真实意思，他只是告诉大家，在商言商会少点麻烦，但根子里他可不是在商言商的人。

所以，你们揪着在商言商的说法是不对的。段钢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在商言商”谈的很多还是“改革”。如果谈改革，就不是商了，任何一个改革，一定是政治体系背后的一种改革。

问：你怎么看商人的“行贿”？

答：有时候为了生存，有些企业家不得不去换取，但不要以为行贿是商人主动或愿意的，而且行贿未必就是邪恶的。抗日战争时，我们为了抗日部队过日本人的关卡，是不是也得塞钱？你能说给日本人行贿是罪恶吗？不是，它是换取更高尚目的的一种手段。即使从法律上说是不好的，但不等于是罪恶。

王石从哈佛回来以后，言论和以前差别非常大

问：王石说他从不行贿，是不是“装纯”？

答：他说不行贿，我觉得是说“我不行”，但不等于底下的人不行贿。万科被判刑、被抓起来的人比我们公司多得多了。就是因为过去这些东西多了，所以他现在才说“我不行贿”，所以他才加强管理。

问：在你的书里，提到王石的时候，感觉不像冯仑和小潘那么亲切？

答：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是朋友。我们在公益领域的观点完全一致。

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大家都骂王石“让员工只捐10块钱”的事儿，王石当时的压力很大，后来追加到捐一个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们最开始说要以四个基金会为名义发起捐款，因为我们不知道地震死了多少人。地震是下午两点多发生的，我们三点多就通电话，五点多开始行动，还要怎样？用钱和数量来解决问题就是个错误。　　

但我们也有很多不同观点。比如，我认为超能力的爬山是种脑残的做法。你愿意去爬山就爬山，愿意游泳你就游泳，但一定要鼓吹或者强调，就不好了。

问：王石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观点，像在微博上他说，对当年重庆发生的一些事“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是懦弱错误的行为”。而他以前是不涉及这些言论的，你怎么看他的转变？

答：你们要注意有两个王石：一个是哈佛前的王石，一个是从哈佛回来后的王石。以前那个王石，就是柳传志说的“在商言商”。但从哈佛回来以后，他也开始检讨自己过去很多话没有说是错的。

问：哈佛前的王石和你有很多观点上的不同？

答：王石私下里经常说：“我不是任志强，任志强是‘亲儿子’，所以敢随便说。而我们是‘私生子’，不能随便批评政府”。就是柳传志说的在商言商。

问：王石说的“干儿子、亲儿子、私生子”没有道理吗？

答：没道理。他也不是私生子啊，他老丈人（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王宁）对他的保护也很不错啊，如果不保护，当年那次牢狱之灾后，他可能彻底没戏了。有些东西他心里应该清楚，没有这样一个老丈人，会不会比别人更惨？相比他，别人是不是更是私生子？

可能在等级体系里，他比别人稍微差一点，但不等于他在体制外，而且万科有国有股啊，和我们起家是一样的。朱镕基开会的时候不是一样请他当顾问吗？他最初也不是以民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的。小潘才是‘私生子’，甚至连私生子都算不上。

问：跳出地产圈，你怎么看以马化腾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家？

答：他们摆脱了现有体制的困境，多数在境外上市，解决了一些局部的问题，比如说摆脱了很多审批，可以自己去创造，并对中国改革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管他们初衷是什么，客观上对社会的贡献不可估量。当然，他们很谨慎，你看马化腾发表过什么言论？他几乎是个谨小慎微、什么都不说的人，但他用平台创造了很多机会。

问：你的书里说，你的父母对党非常忠诚，你能理解吗？

答：我非常理解。尽管他们没有那么多知识，甚至不会用电脑，但他们在传统的意识中认为共产党好、共产主义好。他们奋斗了一生就是为了这个。我书里头很清楚地告诉大家的就是，他们不是一开始懂了马列才去参加革命的。像孔丹（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的书里头，也特别强调父辈（其父孔原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为周恩来秘书）参加革命，用了“被动”一个词，被带动起来的。

问：你对党的感情不变，是基于信仰还是基于必须面对的现实？

答：现实和信仰总是连在一起的。你能说共产党的目标是不好的吗？出问题也是一些人有问题，党的纲领、党的目标没有问题，而且一个这么大的党，不出问题才不正常。

问：你的书里几次提到商业部原部长王磊，当年他因为一篇报道就被撤职，真实的王磊是什么样的？

答：我们两家是世交，他是非常好的人。我认为一定是冤枉的，那些茅台酒是人家自己带的，你非得给人家算上钱，说成贪污腐败。但那个时候对当官的要求真是严。很多年轻人认为，凡是当官的都一样坏，其实不是那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新一代所谓当官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年以前我就说新闻发言人要培训，要占领微博，但没有人做。过去老干部会这样吗？最典型的就是杜润生，他为什么能在农研室发现这么多人才？那些年轻人，不是共产党员时就能决定党的“一号文件”。连续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农村、对承包制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巨大的。

为什么？因为老干部都会听老百姓的。而一些新干部没有经历过把脑袋挎在裤腰带上的年代，老干部都是从战争年代闯出来的，是经过考验的。这跟信仰有关，他们不是为了个人；而现在有些官，就是为了个人。

写这么多官员，不为抬高自己

问：你的书里提到了很多官员，有“正面角色”也有“反面角色”，下笔较多的是当时的住建部部长汪光焘，他究竟算正面还是反面人物？

答：汪光焘是个好人啊，他在当部长时，经常半夜乃至凌晨两三点三四点还叫人起来开会解决问题，每年要和开发商在一起开无数次会，制定正式文件都要请开发商参与，这应该得益于在朱镕基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

朱镕基时代在搞各项改革的时候，座谈会会开很多次。比如说房改，开了好几千次会，大大小小的省市，来来回回，非常仔细。

房改后的头十年里，专家和企业家是坐在一起的。我也曾被通知去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包括住建部的会议。（后来我的名字就被删除了），原因很简单：怕让领导下不来台，因为知道我不会说假话。我不太在乎我的名字从开会名单中删掉，删掉后我照样可以说，我知道我说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看。

问：也有不打不相识的官员？

答：比如汪部长，虽然打过好多次，但我们现在关系好着呢。俞正声还给我的第一本书作序言了，如果他不了解我，怎么会给我写序呢？王岐山经常半夜里给我打电话，当上副总理后也一样；马凯曾是我们的董事；陈元曾是我们的董事长；何鲁丽也给我写过前言。但是我不会把这些都写在书里。就好像我是为了这个才写书，或者说为了能抬高自己，没必要。

问：但会不会有人觉得，你书里写这么多官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答：有人就说我记录这些官员有什么什么目的，在上海签售时也有人问我类似问题。我说你搞错没有？我认识俞正声的时候，他是山东的一个市委书记。真不知道这些人想什么呢，总是从事后来想前面的事儿，我那时候怎么知道俞正声后来能当这么大的官？

问：前几天潘石屹接受完央视采访，回来说：“毛主席早就说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娘胎里带来的”。能不能说，你的硬也是娘胎里带来的？

答：我的这种“硬”，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可能会改变很多。（这跟我的出身、背景）关系不是绝对的。

大院里的生活差不多。可能一层楼里，两居室是处长的，三居室是局长的，四居室就是部长的，分不出官大官小怎样。大院的最大好处就是平等。军长、师长、团长、连长的孩子都在一块住宿，只知道我是军人子弟，没有人说我是军长的儿子，我就要怎样怎样。

问：孩子们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不是比较叛逆，才会去当个体户？

答：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母都被关到牛棚里去了，所有的孩子都是独立生活的。所以虽然后来父母被解放了，但是独立生活的种子已经长出来了。

最初出来创业的人，都是不靠父母的。邮电部部长钟夫翔之子钟家伦，号称北京第一个被抓起来的个体户，他开的饺子馆同邮电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时候是有严肃纪律的，经历过三反五反的人，谁敢(照顾孩子的生意)？哪能把革命事业变成私人的贪污腐败呢？当年北京市西城区的区长，就因为用公款请部队的干部喝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就被纪委抓住紧紧不放，最后被开除了党籍。

问：有了微博后，你从千夫所指到“大众情人”，是什么感觉？

答：2007年房价高涨之后，大家都觉得，任志强是个坏人。所以从那一年才开始有个“人民公敌”的说法。2008年、2009年，态度就开始有些转换；到了2010年有了微博之后，就完全转换了，原来是90%的骂，现在是90%的赞；从博客上也能看出来这个转换的过程，最开始骂的多，慢慢就被转变过来了。

只要稍微动点脑筋，懂点道理的，都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因为这十年来，看预测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一直是最准确的，95%以上的经济判断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