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我不愿再被人家当花瓶了
整理 | 肖婷婷
作为我国近1500名两院院士中的一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近日备受关注。年满80岁的他向所任职的北京林业大学提出退休意愿，但校方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他特别羡慕比他大1岁、已经退休9年的秦伯益，因为后者是唯一一个被正式批准退休的院士。日前，秦伯益接受央视采访时解释说：“我厌烦了，我不愿意再被人家当花瓶了。”
“专家论道，名士行吟，有沛然文采，兼儒雅精神”，这是网民对秦伯益院士的一段点评。秦伯益学养深厚，博古通今，其文史功底在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卓尔不凡。有人统计过，在他一篇不足4000字的文章里，引用诗词多达10余次，引古典竟达30多处。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浓郁书卷气质的文人，却身处军旅与一般人眼里深奥枯燥的毒理、药理打了一辈子交道。
风雨晨昏人不晓，个中甘苦只自知
在有着“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人文传统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秦伯益接受了5年正规而严格的医学教育。在我国药理学先驱张昌绍教授等人的影响下，临近毕业时，他强烈地萌发了想从事药理学、研发新药的念头：“抗生素发明前，手外伤感染后不少人的手要被切除，可是青霉素发明后，很多人的手就可以保存下来！”
毕业时，教育部给了上医一个去苏联留学的药理学名额，秦伯益有幸被选中。“如愿以偿，喜出望外”的他仅用了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副博士学位论文，得以提前回国。对回国的工作，秦伯益曾做过种种设想：或搞教学，或做科研；或在首都，或到基层……但唯独没想到会分配到部队里。命令下来，别无选择。怀着一腔报国的责任感，秦伯益走进正在铸造“和平盾牌”伟业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此投身于国防工业毒物、军用毒物、神经性毒剂预防药物等的研究中。
从1960年到1980年，整整20年，他基本上与世隔绝。在接受了保密和奉献教育后，他基本没有参加过国内外学术活动，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70多篇科研总结至今深锁保密柜。
“风雨晨昏人不晓，个中甘苦只自知”，秦伯益用这句诗记录了自己以及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埋头苦干、不计成败利钝的虔诚和痴情。
1965年至1972年，由于政治运动，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恢复科研工作甄别平反时，很多人为了平反结论上的片言只字而上下奔走、劳神费力，秦伯益却心疼那逝去的7年宝贵时光，任凭组织去纠正，自己则“专心致志，别无他顾”地埋首科研。这使他一口气在15年里做出了3项获得国家级奖励的重大科技成果。
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
科研上的突出建树为秦伯益赢得了一连串的头衔和荣誉：1987年出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88年领少将军衔；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首批院士。
当他人向秦伯益投去羡慕的目光时，他却开始以人生和社会意义来考量权力、地位和名衔的价值。
院长上任伊始，他曾在全院干部会议上讲过３句话：“我没想当官，我不怕当官，我不怕丢官。”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秦伯益并不排斥当官，他说，“做官，需要特殊的本领，即管理科学。能够把做官与做学问和谐地统一起来，为民造福，这有什么不好呢？”
在全军最高医学科研机构的领导位置上，他当了3年又3个月的“官”。为了突破医科院发展的诸多“瓶颈”，如发展模式、科研体制、人才建设等难题，他深入实际，内研外调，写出了4万字的形势分析报告，明确了医科院今后发展的方向。
当选院士后，他同样抱着求真务实的热情投入工作。在当选院士的最初几年，他几乎兼任过国家和军队医药界各种评审机构的评委，社会兼职一度达到了二三十个。但渐渐地，他的目光开始变得凝重起来，他发现实际的情形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简单，“有些工作是我国科学管理中繁琐体制造成的无效劳动，有些是别人想借重‘院士’的招牌以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
在发表于2002年《光明日报》的《院士不是花瓶》一文里，秦伯益不无自嘲地列举了自己作为院士的种种尴尬：“开大会时请我坐主席台，让大家见见面；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新闻发布会上请我正襟危坐，让记者扫一下镜头……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
当地位和名衔不能让他真正发挥人生价值，相反却成为心中的负累时，他毅然作出了不当“花瓶”的选择。他开始不断打报告请辞，第一个报告他辞了6个职务，第二个报告去了8个。与此同时，他多次表示“谢辞各种应酬，社会兼职只退不进”，并声明“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不做不必自己做的事情”。
2005年，在他72岁时，秦伯益正式获准退休，成为迄今为止全国两院院士中唯一获准退休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退休计划，他早早就做好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秦伯益回忆称：因为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我们院里做不了主，总后政治部也做不了主，总后党委也做不了主，不知道怎么个处理法。后来反馈到两院，请两院看看院士要退本单位的职务行不行。事后有院领导跟我说，如果院士自己要退休，那也没有理由不让他们退休，因此就这样回了总政治部。
采访中，他对记者说，中国科学家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影响，一直提倡活到老干到老，要老当益壮，这在过去人才紧缺的时代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你要干到老，年轻人怎么办？有些教授，尤其是院士，动辄上主席台讲话做指示。你离了自己的专业，还懂什么？”
秦伯益很早就思考过自己的老年生活。他曾对同事说：“人总是会老的。当我感到我做不过自己年轻的时候了，我就不做了；当我感到我做不过现在的年轻同志了，我也不做了。”
看书、上网、旅游、写作，偶尔出席活动，秦伯益退休后的九年里，过着普通老年人的生活。他笑称自己的生活简单概括为八个字——“游山玩水、高谈阔论”。我国37个被列为世界遗产的景点，20个世界地质公园、110个历史文化名称、187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首批30个国家遗产，秦伯益一个人全部游遍了。
说真事、讲真话、吐真情、求真理
2004年，秦伯益的《漫说科教》一书出版。这本直面现实、追问“科教兴国，谁兴科教”的专著被业内学者称为一本有分量的“治国策”。在前言中，他对读者坦诚相告，这是他在“专业领域以外写的第一本书”，由此，他将“换个活法”，完成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次角色转换——从科技工作者转换成自由撰稿人。
“变身”后的秦伯益开始在另一个更加开阔的人生舞台上挥洒自己的才智。除了“自由撰稿”以外，他还应邀在各地做报告，以独立坦诚的姿态“自由发言”。
他批评科技创新庸俗化，“处处创新，事事创新，人人创新，有那么多创新吗？比如说外科手术阑尾炎都是右下腹切口，现在有个医生说在左下腹切口也可以把阑尾取出来，这是创新吗？”他认为，这种为创新而创新严重干扰了规范性的工作。
他倡导科技评价体制改革，“科学评估应该靠社会实践的检验，长官意志、专家武断、媒体炒作都应在必须改革之列。如果这种评估体系不改革，中国的基础研究就没有希望。”
他与汪成为院士以“五同”来概括科研协作中的“怪现状”：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定计划“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同床异梦”，遇到分歧“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他呼吁，中国人传统的那种“盯住上家、卡死下家”，“我不和也不让你和”的“麻将文化”该彻底摒弃了。
他认为，“社会浮躁起源于政治浮躁，接着导致经济浮躁，当进展到科技浮躁时则是整个社会浮躁的全面反应。”
言辞真切，鞭辟入里，幽默深刻……这是很多人听完秦伯益演讲之后的感受。《漫说科教》一书的扉页上有徐匡迪院士题写的12个字：“说真事、讲真话、吐真情、求真理”。这12个字正是秦伯益最看重的为人品格，也是他全部的人生底色。
盐酸二氢埃托啡是秦伯益历时14年挑战传统观念研制成功的一类新药。但该药上市后因管理不合理，一度造成了在吸毒者中的滥用。在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时，秦伯益将这一事实如实写在材料上，他对单位领导说：“你们千万不要抹掉，这是实事求是。”
最理想的科学家退休年龄是由自己掌握
院士几乎在中国是一个终身制的，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决定当中，可是有了院士的退休和退出机制，虽然目前舆论对建立院士退休、退休机制的呼声很高，但秦伯益却有不同的看法——“按说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的退休年龄最好是他们自己决定，统一的制度是不得以的办法。”能够发挥能力的继续，有愿望退休的退休，这是秦伯益院士希望改变的地方。而另一方面，有的院士年事已高，却也并未退休，这背后也有社会背景的因素。
社会把院士拔得太高，一些省市或高校研究院竞相用高额科研启动费、安家费、年薪等来争夺院士，装点门面。各种考察、颁奖、座谈和评审，也对院士邀约不断，这是院士不退不休的社会土壤。
“其实我们说院士退休只是从工作中退下来，院士作为一种荣誉称号，可以一直保留，就像‘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这样的称号，晚年不战斗了，荣誉还是在的。”秦伯益觉得：“院士制度本没有错，就是现实中被扭曲了，我只希望能够质本洁来还洁去。”
在秦伯益看来，“‘院士’是一个称号，这个称号无所谓退休，就像“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称号在的永远是个称号。现在说的院士退休，是拥有“院士”称号的人退掉他原单位的本职岗位，本职岗位是职务，这个职务是退休的。最理想的科学家的退休年龄，最好是由自己掌握，像牛顿、爱迪生中年以后都不做研究工作了，像富兰克林不仅不做研究工作，而且从政了，成为美国开国的几个主要领导人之一，美国的《宪法》、《独立宣言》，都是富兰克林起草的，做得很成功，没有说科学研究工作就要做一辈子。而相反居里夫人、爱迪生，一直做到生命的最后，因为他们的那些工作正在发展当中，他也确实停不下来。所以我的看法，最理想是自己掌握。但是在中国，自己掌握我觉得目前还做不到，不仅有自己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晚年生活的思想和安排，也有周围环境单位等等的限制。”
他期待先有一个统一的退休年龄，然后逐渐过渡到根据情况来适当退休，把院士退休看成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或许，作为一个院士，结束科学生命是非常可惜的，但如果连普通人的生活情趣也被埋葬，那就是可悲的事了。尊重科学，珍爱生命，理解人性，就不能让院士再成为花瓶，这需要院士自醒，走出利益包围圈，更需要院士制度改革，来真正释放院士的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同时也拥有可贵的晚年生活。
资料来源：《健康报》、2013年11月25日《新闻1+1》、2013年11月27日《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