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吝啬并慷慨着的传奇大亨
整理 | 周媌
2014年1月7日，香港影视界传奇人物邵逸夫辞世，享年107岁。
邵逸夫先生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他亲手缔造了娱乐帝国却因为后继无人只能将其拱手让人；他热衷于商业电影，却为了追求完美烧掉了自己的片子；他可以连续为内地教育事业捐赠超47.5亿港元，却因片酬问题和日后的功夫巨星李小龙失之交臂……
帝国之王vs失败的父亲
《上海滩》、《霍元甲》、《金枝欲孽》、《溏心风暴》，这些为人们津津乐道的TVB剧集，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周星驰、任达华、吴镇宇、刘青云、郑伊健、甄子丹……这一串让少女尖叫的名字，李嘉欣、陈法蓉、袁咏仪、蔡少芬、郭蔼明、邱淑贞这些让人过目不忘的美人，都出自邵逸夫的影视帝国之手。邵逸夫用他107岁的人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不可取代的帝国。
而这样的帝国却不得不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
在香港，大部分家族企业都看重血脉，所以一般都选择由子女继承事业，但这一“定律”却不适用邵逸夫。邵逸夫的两个儿子邵维铭、邵维钟自1982年因为方逸华的关系退出TVB董事局，移居新加坡后，父子不相往来20多年。有传邵逸夫之所以决定放弃自己辛辛苦苦一手创立的TVB，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他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冷淡。
邵逸夫淡薄的亲子关系和他为娱乐帝国的牺牲不无关系。
有人曾经问邵逸夫，生命中什么最重要？他答工作。第二重要呢？还是工作。他每天都跟员工同时上班，其他人5点下班，他一般会工作到10点。如果是在试片室看片，他会回家吃完晚饭，回来继续看。不管工作到多晚，第二天他依然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邵逸夫的传记记载，1964年，邵逸夫长子邵维铭在下班途中被劫，绑匪告诉邵家，需要赎金300万元。当时邵逸夫正在看样片，有人从新加坡打长途电话来报告，他只是问了一句：“有没有受伤？能不能用钱解决？”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邵逸夫就挂了电话，继续看他的样片。所幸，绑匪在收钱后放回了邵维铭。
“欲戴皇冠必承其重”，邵逸夫帝国之王加冕之路可能就是亲子关系逐渐寡淡的过程。这种事业和家庭的矛盾是许多人不可避免的问题。成功如撒切尔夫人，也会感叹如果“可以再来一次”，她将不会从政，原因是这一决定对她的家庭带来“太大影响”，女儿卡罗尔的冷漠和儿子马克的不争气让这位政坛铁娘子束手无策。而跟邵逸夫境遇更相似的是另外一位传媒帝国的王者——默多克。2011年的窃听丑闻之后，其子女之间的裂痕和斗争瞬间被激化，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1月7日无线制作的邵逸夫回忆影片中，邵逸夫的幼子邵维钟是这样评价他的父亲的：“他不断造福人类，不断找新方法去帮助人……他是一个巨人，从哲学层面来说，因为他完美。”语言中的充满着赞美和尊重却少了亲近。
斯人已去，我们无法揣度邵逸夫先生是不是也曾像撒切尔夫人一样后悔当初？或者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选择成为一个好的父亲享受天伦之乐，还是依旧会选择单枪匹马去缔造一个帝国？
电影是艺术vs电影是生意
台湾导演李行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年他拍电影《秋决》时，邵逸夫曾准备出资。但在发现《秋决》缺乏故事性、更重人文情怀之后，又取消了投资。后来李行在私下里将《秋决》播放给邵逸夫看，他非常欣赏，但也表示倘若再重来一次，仍然不会投资。李行明白，邵逸夫是在用商人的敏锐眼光经营电影。
在当年的手下眼中，邵逸夫完全把拍电影看成是做生意，什么赚钱拍什么。据邵氏影城的一位老编剧称，邵老板历来亲自审看剧本，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要在剧本中见到描写男女的私戏，便会在旁边用红笔批字：“此处可以加黄色。”后来批多了，便简化成三个字：“加黄色！”
邵逸夫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于商业片的偏好。某次接受采访时他就坦言“经营邵氏影城，是做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少人看，就少得益。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
话虽如此，但香港电影研究者竹聿名觉得，邵逸夫并不会认为自己公司出品的影片没有艺术感，邵氏有句口号，叫做“邵氏出品，必属佳片”，而当年“邵逸夫烧片”也成为了邵逸夫对电影追求的佐证。在邵氏颠峰时期，他曾认为有一阵子拍摄质量太低，烧毁了数十部电影。试问，如果邵逸夫只是个盲目追求商业价值的人，又怎么会对影片质量如此苛刻？
这些年来，邵氏出品的电影不乏影迷们心目中的经典，而平日被诟病最多的TVB电视剧，也为国人带来无法磨灭的美好记忆。
所以说，邵逸夫就徘徊在这些得失之间。承受着一个领袖应有的争议。但是他有些放弃是失去，有些放弃是得到。他是行业巨子，但并非圣人，所以传奇有遗憾，倒也顺理成章的自然，而非我们追忆伟人时的高大全。
不差钱的慈善家vs差钱的商人
1970年，一位63岁的电影公司总裁每天都开着劳斯莱斯豪车从香港一家敬老院门前经过。他的这一举动刺激了院内一位约摸同龄的贫苦老人：某一天他大胆地写了一封信给那位电影大亨，希望电影大亨能够资助一下。没过几天，他收到了电影大亨寄来的支票，不过数额只是区区500港元。
这是当时刊载于《南北极》杂志的一则笑话，极力嘲讽这位电影大亨的悭吝本性。但是30年后这位电影大亨却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慈善大家，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和教学楼遍布大江南北。这位电影大亨就是邵逸夫。
在上述故事发生的时候，慈善家邵逸夫还仅仅只是一个锱铢必较的商人。关于邵逸夫抠门的故事比比皆是。
当时的邵氏兄弟制片总监黄家禧回忆说：“当时李小龙从美国回来，我们都已经打算用他，但是他一部戏要1万块美金。我们自己的艺人，狄龙和姜大卫当时才1万港币，1万块美金是6万块港币，怎么可以给李小龙1万美金呢？给了你1万，狄龙和姜大卫怎么办？”后来邹文怀的嘉禾公司用每片7500美金拿到了李小龙的合约，由他主演的《唐山大兄》上映3周，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本土影片。嘉禾也凭借这部影片赚得的350万首轮票房，成为香港知名电影公司。许冠文后来主演的《鬼马双星》，也是送到邵逸夫门前，被拒绝后落入邹文怀手中的大馅饼，这部喜剧片的最终票房是625万。
在岳华、刘德华等等邵氏或者曾经的TVB艺人的回忆录里，也处处可以看到他的俭省。影人张键，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也曾笑谈邵氏种种古怪的啬钱往事，称邵氏“刻薄古寒”，“六叔（邵逸夫）古寒天下皆知”。
1972年是邵逸夫从事慈善事业的转折点。经好友李迪的点拨，邵逸夫明白，做善事，花钱不多，美名却不少，人活得痛快，自然就会长寿。邵逸夫在次年捐献50万元港币给香港苏浙公学，这是他第一笔郑重其事的捐赠。此后，邵逸夫在1997年，捐赠600万港元兴建“香港艺术中心”。
然而这一时期邵逸夫的慈善仍停留在花钱消灾、祈福长命的层面。其捐助理念的彻底改变或许源于他三哥邵山客的病逝。
邵山客患有中风，于1985年在新加坡逝世。直至逝世，邵山客在新加坡的口碑都不太好：对员工太吝啬，对公益慈善贡献太少。随着邵山客的去世，他把巨额财富带进了棺材，口碑也就定型了，“吝啬”的形象再也无法改变。
“邵逸夫不愿步三哥的后尘，他想在有生之年改变他长年累月已经定型的吝啬形象。”《邵逸夫传》的作者祝春亭、祝敏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邵逸夫对钱财不再热衷，开始萌发捐钱办学及提高医疗水平的念头。”
当年，邵逸夫向内地捐出第一笔1亿港元的款项，用于资助内地师范院校兴建图书馆和科技馆。截至2008年，邵逸夫捐赠34亿元用于发展内地的教育事业，资助项目分布在全国31个省份，被誉为“新时期中华捐资助学第一人”。
“随着自我觉醒程度的递增，捐赠行为日益成为一种由内而外的自觉行为，纳入邵逸夫的生命和血液中，勃发出无限的生机，彰显着人性的高尚与无私。”陈近在研究邵逸夫捐资助学的心理历程后指出。
商人气质和慈善家的调和
综上不难发现，邵逸夫所有的矛盾之处都源于他是一个商人，一个不断遇到麻烦却不断开拓和创造的商人，从困境重重的天一影视到缔造“东方好莱坞”的盛世让邵逸夫成了一个出色的商人，因此商人对财富的追求和计较成为他的本性。但是，也正是这种商人气质让他的慈善做得长久。可以这么说，在邵逸夫身上，企业家和慈善家二者相辅相成，真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慈善家。”
慈善事业中的企业家精神至少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钱从哪里来，二是钱往哪里去。就前者而言，企业家通过创新和冒险精神，在市场经济中合法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积累巨额财富，成就行善济世的基础。邵逸夫具有这样的基础，并且通过慈善事业，也不断壮大这样的基础。事实证明，邵逸夫资助慈善公益并没有影响其资本扩张。1985年，邵逸夫大举捐赠的第一年，资产为33亿港元；5年后，其资产就达到85亿港元，名列香港富豪第八位。如今邵逸夫的总资产逾200亿港元。全国各地的逸夫楼，可谓邵逸夫产业最大的形象广告。邵逸夫用他的企业家精神，凝聚起最大化的慈善资源。
就“钱往哪里去”而言，慈善事业中的企业家精神，意味着要将好钢用在刀刃上，让慈善资源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而这正是邵逸夫将慈善资金重点投入教育事业的原因。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高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就是最好的授人以渔。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邵逸夫并不是以一己之力来捐建教育项目，而是用一部分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和公共资金参与。这样一种“抛砖引玉”及“四两拨千斤”的慈善模式，体现了最大化产出的企业家精神，引导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实，邵逸夫表现处的慷慨和香港这座城市不无关联。在香港，从富豪到平民慈善捐款是种文化。
提起邵逸夫，内地许多高校学子的第一联想就是“逸夫楼”，而对于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来说，“英东体育馆”则与“逸夫楼”齐名。“英东体育馆”由爱国商人霍英东在上世纪80年代捐资3700万港元建成，现今是中山大学南校区学生的主要运动场地。有报道称，霍英东在数十年里，用作慈善的捐款超过150亿港元。更为人所熟识的，是华人首富李嘉诚于1980年创立的“李嘉诚基金会”。
除了他们，更多的香港富豪或实业家，比如李兆基、曾宪梓、庄世平，以慈善家的身份名扬海内外。
也有人认为，香港富豪的好善乐施，与香港慈善传统与氛围有关。香港的慈善团体有着悠久的历史。慈善机构已成为继特区政府、市场以外，第三股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强大力量。
此外，香港市民被誉为“世界上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深圳慈善会秘书长房涛表示，香港去年人均慈善捐款超过700港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相当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