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学家”于光远
整理 | 田雄狮
2013年9月26日，北京，广渠门外大街，于光远的爱人孟苏在整理他生前用过的书桌。
于光远，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办评选的“改革开放经济人物奖”和“改革开放杰出人物奖”。
9月26日凌晨3时，于光远先生走了。
4天后，在北京医院西门那个略显局促的告别室里，近千人自发地来为他送行，安详静谧的乐音代替了凄楚沉重的哀乐。前来送行的人们有满含热泪者，却也有面带微笑者，光远先生或许更愿意看到人们笑着目送他的背影远去。
被称为“地方改革家”的吕日周送的花圈和挽联置于追悼大厅的入口处，挽联上写着：“于老，您发现了改革的规律，曾给我说改革是对不断产生的阻力的不断克服。”
每一个从光远身边走过的人都会从心底咀嚼出这句话不同的含义。
于光远的去世不仅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事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的去世提示着我们，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并未结束。
生前，于光远曾说，自己的墓志铭上就写一句话：大玩学家于光远走了。他说，我走了，你们还得玩啊！
自己打倒自己
“文革”开始，中宣部成了重灾区，毛泽东说它是“阎王殿”，陆定一、周扬分别是阎王殿的大、二号阎王，于光远作为副部级的处长，成为了阎王殿的“大判官”。他分管的事多、面宽，“罪行也就很全面”，所以他的批斗会也格外多。为此，北京组织了一个“批斗于光远联络站”，联络站下设若干分站，各个分站轮流给他开批斗会。
开始的时候，都有红卫兵押送，于光远嫌烦，说，你们也不用押送了，我就自己去，反正我也不会逃避。小将们说，好吧！
那天，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于光远要进会场，红卫兵让他出示门票。
“我不知道要票，也没有人给我什么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去！”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
“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可是还要进去。”“不行，就是不行！”很多人过来围观。
“你这个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吗？”“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
对方猜不透于光远的来头，有点懵。
“今天你们开什么会？”“批斗会。”
“斗的是谁呀？”“于光远。”
“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于光远后来写到：“我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进去之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于光远挨斗也和别人不一样，站在台上，低着头，弯着腰，听着批判，人家高举手臂大喊“打倒于光远”，他也喊，而且手举得特别高，他这是想借机活动活动筋骨。
光远生性爱笑，在牛棚里，也常常哈哈大笑。“棚友”林涧青认真地劝他：“我们过这种日子，有什么好笑的？你这样，别人会说你态度不好。”于光远说，“我接受他的意见，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都会遇到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每当这时，我就又控制不住哈哈大笑一阵”。
与胡耀邦同起草报告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出访归来，立刻就来到了京西宾馆。这里，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这将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早在会议之前，胡乔木就邓小平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准备了一份讲稿。但形势出乎意料，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
他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胡耀邦找到的人就是于光远。
光远回忆说：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是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于光远又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只用了两三天时间，讲话稿就完成了。
这就是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终于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几天后，197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爱玩具的老人
北京东城有一条很有名的史家胡同。胡同西面有一个大院,据说是过去同仁堂老板的别宅。它不是一个“四合院”,只能说是一个“二合院”。穿过大厅,就是后院了。那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四合院。此外,还有东西两个跨院。
晚年的于光远就住在前院的那个“大厅”里,院里的其他房间住着社科院的许多职工。
很多去拜访他的人，都要“惊”上两回。第一“惊”,就是上面提到的,为于光远的住房条件感到惊讶；第二“惊”,是一瞥之间,即可发现于老不知何时便会去玩一种拼图玩具!
二十多年前,于光远被姚文元一纸命令赶到这个院。当年,作为一个“黑帮分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多半也是有人暗中照顾的结果。因此,除去空间狭小一点之外,于光远没有什么不满意的。而唯一的不满,是他那些宝贝书受了委屈。原来住在那个独门独户的小院时,他利用两间房做书库,有近30个书架。搬到这儿以后,于光远只有权使用“大厅”的一半,一下子被压缩得不到原面积的四分之一。人住着都不宽裕,只好狠下心来在搬家前,用小推车一车一车把那些书推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于光远留下的都是当时根本无法卖或者说不敢卖的书,像马恩列斯的书籍、毛泽东的著作、工具书和一些大部头、成套的书以及部分古典文学书籍。
每当有朋友去国外或国外友人来访,都少不了给于光远带来世界各地、形色各异的玩具。于光远称,这是“不失赤子之心”。他对玩相当有研究,他把玩看做“人的根本需要”。1983年,他写过《儿童玩具小论》；1988年,写过《玩具(大纲)》；1996年,写过关于“大纲”的《补充》；1999年末,他出席了北京国际玩具博览会,并做了讲话。于老颇有些自豪地称自己是“大玩学家”。
在于光远人生的最后几年，虽然身体不可抗拒地老去，但他还在坚持年轻的思维，并坚持和年轻人做朋友。“我有一个特殊收藏，那就是铅笔头。这些铅笔头摊在桌子上，有一大片，花花绿绿很好看。大约有两千多个。”老人回忆，“直到2001年，那一年我过86岁生日时，我的孩子们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就彻底换笔了。”
“我当然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我主张可以有幻想。”他称，“在心不老方面，幻想也是一条，我要的就是这样能支持和加强自己毅力的幻想。”
大师远去，其志光远。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三个人，是我国经济学界里最有影响、最起引领作用的带头人，对中国经济学术发展，对政府经济政策制定，起了重大作用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张卓元说，与薛暮桥、孙冶方两位不一样的是，于光远知识面更广更宽，甚至包括哲学，都有很深造诣。于光远原来是学习物理的，他自己说自己是“杂家”。尽管各个方面都有造诣，但他研究成就最主要是在经济学，主要科学成果表现在经济学界。
经济规律不可抗拒
学界普遍认为，于光远在经济学界的主要贡献在五个方面。
一是最宽派的商品观点。在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方面的最宽派代表。他认为，只要加入交换范围内的，就属于商品，商品范畴非常广泛。他建议充分发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发展我国经济。尽管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但观点是非常超前的，已经突破了传统理论框框。
二是作为哲学家，他认为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如价值规律，不能说价值规律起积极和消极作用，也不能说是自觉起作用。规律就是客观起作用的，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是自发的、必然地在起作用。要是限制规律，或者让规律只起积极作用、不起消极作用的观点是不对的，做不到的。人们只有尊重价值规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于光远、薛暮桥、孙冶方他们三人在北京组织了著名的双周座谈会。人员包括北京学界、甚至各个财经部门领导，尤其是对经济学和经济研究有兴趣的在一起进行讨论。他们针对“大跃进”带来的错误，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三个小组，包括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规模、经济效果等。对于总结“大跃进”教训，以及如何尊重经济规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严格经济核算，讨论起到了效果。
上述研讨引领全国从1961年到1963年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讨论很有针对性，主要是针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包括比例失调、不顾成本、浪费严重、效果很差等，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好推动作用。
三是他曾是经济学界首个拨乱反正的组织者和发起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于光远第一个出面组织和发起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记得在1976年底1977年初，他就召开了经济学界的第一个拨乱反正会议，而且先后开了5次。经济学界拨乱反正就从这里开始。可以说，他是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倡导者、组织者。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纠正“四人帮”当时的极“左”理论，是从这里打开了缺口。
四是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创者和阐述者。他在1979年到1980年、1981年，写了一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迄今为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述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本书。该书全面系统地对初级阶段进行理论论证，这在经济理论界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部以及孙冶方基金会共同选出中国经济最有影响的10本书，其中就有这本。可以说，于光远对于当时的主张和提出中国经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开创性贡献。
五是于光远对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积极探索。他出了很多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系进行了探索。可以说，于光远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研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和理论界。
孙冶方1983年去世后，于光远仍活跃在经济学舞台上，经常发表文章。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很解放。另外，他对于比较超前的观点，都是采取支持探索的态度。因此，当时很多思想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都很崇敬他，经常向其请教。
值得一提的是，他写了很多教科书和培训读本。如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的教材，发行量非常大，影响面非常广，对培养新一代经济干部和经济学家，起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