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毁誉参半的岳麓书院山长
本刊记者 刘念国／整理
王先谦（1842-1917），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学人称为葵园先生。有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等称号，是著名的湘绅领袖、学界泰斗。
毁誉参半的一生
王先谦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4岁启蒙，20岁时父亲去世，因“糊口无资”，曾三次“佐幕于军营”。18岁补禀膳生，咸丰十一年（1861）赴安徽安庆，任长江水师向导营书记，数月后辞归。同治三年（1864），在湖北提督梁洪胜营充幕僚。同年乡试中举人，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讲。
光绪六年（1880）任国子监祭酒。复在国史馆、实录馆兼职，充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正副考官。十一年督江苏学政。其间，他还疏请筹办东三省边防，罢三海工程，弹劾徐之铭、李莲英等。
光绪十五年，王先谦卸江苏学政任，回长沙定居。次年主讲湖南思贤讲舍，并在讲舍设局刻书。光绪十七年任城南书院山长。二十年转达任岳麓书院山长（院长），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湖南一些士绅开始兴办近代工业。王先谦投资银1万两，与黄自元、陈文玮等集股，并拨借官款，于光绪二十二年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始终经理其事。
光绪二十三年冬，湖南时务学堂成立，该学堂总理熊希龄聘梁启超、韩文举、唐才常等维新人士任教习。
因维新运动高涨，王先谦攻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等“伤风败俗”，“志在谋逆”，“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使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指斥南学会和《湘报》宣传民权平等学说为“一切平等禽兽之行”，“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并纠集张祖同、叶德辉（其门生）等提出《湘绅公呈》，呈请抚院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及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又致书陈宝箴，提出停刊《湘报》。还串通湘绅，鼓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部分学生，齐集省城学宫，商定所谓《湘省学约》，用以约束士人言行，对抗新思想传播。
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其门人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一书，集中攻诬变法维新，并颂扬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唐才常等所领自立军起义失败，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向巡抚俞廉三告密，导致湖南维新人士百余被杀，被湖南人骂作“劣绅二麻”（王先谦、叶德辉都是麻脸）。
二十九年，学堂渐兴，王先谦仍主讲岳麓书院兼任湖南师范馆馆长。旋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遂不复至馆。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三十四年，王先谦所著书籍经巡抚岑春煊呈送清廷，受到嘉奖，赏内阁学士衔。
宣统二年（1910年4月）春，因为此前湖南发生水灾，米价不断上涨，一个市民家庭不堪米贵全家自杀，从而引发波及长沙全城的抢米风潮。
事后，湖南巡抚、布政使、巡警道等地方高级官员均被革职，节制湖北湖南的署理湖广总督还奏报，“湘省民气素嚣，绅权颇重”，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劣绅”，特别提到王先谦和叶德辉，说王先谦最初阻挠官府“义粜”，又公开发电报要求撤换巡抚，“殊属不知大体”；而叶德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清廷据此叱责王先谦“梗议义粜”，“降五级调用”。
王先谦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4岁启蒙，20岁时父亲去世，因“糊口无资”，曾三次“佐幕于军营”。18岁补禀膳生，咸丰十一年（1861）赴安徽安庆，任长江水师向导营书记，数月后辞归。同治三年（1864），在湖北提督梁洪胜营充幕僚。同年乡试中举人，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翰林院侍讲。
光绪六年（1880）任国子监祭酒。复在国史馆、实录馆兼职，充云南、江西、浙江三省乡试正副考官。十一年督江苏学政。其间，他还疏请筹办东三省边防，罢三海工程，弹劾徐之铭、李莲英等。
光绪十五年，王先谦卸江苏学政任，回长沙定居。次年主讲湖南思贤讲舍，并在讲舍设局刻书。光绪十七年任城南书院山长。二十年转达任岳麓书院山长（院长），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湖南一些士绅开始兴办近代工业。王先谦投资银1万两，与黄自元、陈文玮等集股，并拨借官款，于光绪二十二年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始终经理其事。
光绪二十三年冬，湖南时务学堂成立，该学堂总理熊希龄聘梁启超、韩文举、唐才常等维新人士任教习。
因维新运动高涨，王先谦攻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等“伤风败俗”，“志在谋逆”，“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使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指斥南学会和《湘报》宣传民权平等学说为“一切平等禽兽之行”，“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并纠集张祖同、叶德辉（其门生）等提出《湘绅公呈》，呈请抚院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驱逐熊希龄、唐才常及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又致书陈宝箴，提出停刊《湘报》。还串通湘绅，鼓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部分学生，齐集省城学宫，商定所谓《湘省学约》，用以约束士人言行，对抗新思想传播。
及至戊戌变法失败后，其门人苏舆编辑《翼教丛编》一书，集中攻诬变法维新，并颂扬王先谦能事先“洞烛其奸，摘发备至”。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唐才常等所领自立军起义失败，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向巡抚俞廉三告密，导致湖南维新人士百余被杀，被湖南人骂作“劣绅二麻”（王先谦、叶德辉都是麻脸）。
二十九年，学堂渐兴，王先谦仍主讲岳麓书院兼任湖南师范馆馆长。旋以“人心不靖”，“邪说朋兴，排满革命之谈充塞庠序”，遂不复至馆。同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三十四年，王先谦所著书籍经巡抚岑春煊呈送清廷，受到嘉奖，赏内阁学士衔。
宣统二年（1910年4月）春，因为此前湖南发生水灾，米价不断上涨，一个市民家庭不堪米贵全家自杀，从而引发波及长沙全城的抢米风潮。
事后，湖南巡抚、布政使、巡警道等地方高级官员均被革职，节制湖北湖南的署理湖广总督还奏报，“湘省民气素嚣，绅权颇重”，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劣绅”，特别提到王先谦和叶德辉，说王先谦最初阻挠官府“义粜”，又公开发电报要求撤换巡抚，“殊属不知大体”；而叶德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清廷据此叱责王先谦“梗议义粜”，“降五级调用”。
著书满家，门庭广大
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在江阴做了一件在学术史上颇有影响的大事，即在创建仅三年的南菁书院内设立书局，奏准刊刻煌煌巨著《皇清经解续编》1430卷。
该书搜集儒家经典书籍111家、209种，其中很多是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
此外，王先谦勤于政事，办事效率极高。在历任学政中，能把全部考卷均亲自过目的只有他一人。
他阅览文件和写稿均极为敏捷，他监考时端坐暖阁，收到试卷当即批阅，等到终场，已把全部试卷过目一遍，入选的部分带回略加复检，即交书房上粉牌提复，所以每场均无积压。
“长沙阁老，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这是长沙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李肖聃对王先谦的评价。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
鸦片战争后，随中西文化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他也顺应时代潮流，于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 《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听的中国能急起仿效。
《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4年时间辛勤编纂而成的，书中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先遵循乾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王先谦既是史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他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传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
此外，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遒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是晚清大家，与王闿运齐名，人称“二王”。
1891年（光绪十七年），王先谦任城南书院山长。1894年，又转任岳麓书院山长。此后，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王先谦主讲岳麓书院期间，正是清末维新思潮兴起，书院改革呼声日高的时期。作为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客观地说，王先谦既为书院教育制度及其课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贡献，也对维新思想和西学的传播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王先谦曾指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他进一步指出，“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他本人以科举进仕，又多次任考官，遵制以八股取士，自己又爱好八股文，但他并不主张生徒埋头八股制文。1898年他曾作《科举论》，认为八股时文已经“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他主张废除八股考试，让士人“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即使在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恢复旧制时，他也坚持认为八股“体实已灭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
他鼓励生徒不为功名所累，应趋重实学，多读有用之书。由于他的引导，岳麓书院学生中涌现出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释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国学大师。
他虽然注重于考据学，但并不是把学生局限在故纸堆里，而是提倡学以致用。他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他说：“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化电之学，皆宜加意讲求。”因此，他主张书院课程“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函宜通者也”。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学网、湖南政协网等
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在江阴做了一件在学术史上颇有影响的大事，即在创建仅三年的南菁书院内设立书局，奏准刊刻煌煌巨著《皇清经解续编》1430卷。
该书搜集儒家经典书籍111家、209种，其中很多是清代学者考订、训释的成果。
此外，王先谦勤于政事，办事效率极高。在历任学政中，能把全部考卷均亲自过目的只有他一人。
他阅览文件和写稿均极为敏捷，他监考时端坐暖阁，收到试卷当即批阅，等到终场，已把全部试卷过目一遍，入选的部分带回略加复检，即交书房上粉牌提复，所以每场均无积压。
“长沙阁老，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这是长沙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李肖聃对王先谦的评价。
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他治史的方法大体遵循乾嘉学风，注重校勘。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
鸦片战争后，随中西文化逐渐交流，中国学者开始著述外国史地，他也顺应时代潮流，于光绪年间撰成《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 《日本源流考》探讨日本的政事学术和治乱得失的本源，目的是欲使闭目塞听的中国能急起仿效。
《五洲地理志略》是王先谦花4年时间辛勤编纂而成的，书中对欧美各主要国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一个原先遵循乾嘉旧规的学者，能睁眼看世界，辑成世界地理书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王先谦既是史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他曾花费半生心力，成《尚书孔传参正》一书，书中探讨《尚书》原委，旁证历代诸儒训释，博采《史记》、《汉书》、《论衡》等材料，对伪托之处详加辨正。今文经学大师皮锡瑞评价它“兼疏今古文，说明精确，最为善本”。
此外，王先谦一生所作诗文共有44卷，1190篇，蔚蔚大观。他文宗秦汉，效法韩愈，笔力遒劲，气魄雄浑，诗宗杜甫、苏轼，自成格调，是晚清大家，与王闿运齐名，人称“二王”。
1891年（光绪十七年），王先谦任城南书院山长。1894年，又转任岳麓书院山长。此后，主讲岳麓书院达10年之久。
王先谦主讲岳麓书院期间，正是清末维新思潮兴起，书院改革呼声日高的时期。作为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客观地说，王先谦既为书院教育制度及其课程的改革作出了一定贡献，也对维新思想和西学的传播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王先谦曾指出：“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他进一步指出，“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利，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他本人以科举进仕，又多次任考官，遵制以八股取士，自己又爱好八股文，但他并不主张生徒埋头八股制文。1898年他曾作《科举论》，认为八股时文已经“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他主张废除八股考试，让士人“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即使在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恢复旧制时，他也坚持认为八股“体实已灭裂”，“章句所用，而庸庸者因之束书不观，人才消耗，半由于此”。
他鼓励生徒不为功名所累，应趋重实学，多读有用之书。由于他的引导，岳麓书院学生中涌现出大批在古籍校勘、注释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国学大师。
他虽然注重于考据学，但并不是把学生局限在故纸堆里，而是提倡学以致用。他主张对书院课程进行改革，他说：“中国风气未开，才能未显，故外人声光化电之学，皆宜加意讲求。”因此，他主张书院课程“自群经、国文外，历史、舆地、算学、图画，中西共者也；各国语言文字，函宜通者也”。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学网、湖南政协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