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门双杰：爷孙皆是学术大咖
本刊记者 刘念国／整理
这个爷爷不简单
皮锡瑞，清末著名学者，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鹿门，一字麓云。生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1850年12月17日），12岁补县学生员，光绪九年举人。以后多次参加会试皆落第，绝意科举，潜心讲学著述。
因景仰西汉伏胜之治《尚书》，署所居名“师伏堂”，后世学者皆称其为“师伏先生”。
皮锡瑞光绪十七年任湖南桂阳州龙潭书院讲席，两年后任江西南昌经训书院讲席。
光绪四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后，皮锡瑞认为新疆是俄国垂涎之地，积极主张屯田练兵，巩固边防。
光绪九年，日本占领琉球、法国占据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后不久，皮锡瑞代好友王怀钦（在云贵总督署任职）作疏，请求清政府收复琉球，援救安南，积极抵御外国侵略者。
中日甲午战争后，皮锡瑞对签订《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又先后读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郑观应《盛世危言》等著作，深受影响，开始倾向变法，认为当务之急“宜先靖内乱，严惩贿赂，刻绳赃吏，责帅以法，实事求是。且必先改宋明陋习。不必皆从西俗”。
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86年）给好友黄鹿泉的信中，极言变法不可缓，指出“中国局势如同病入膏肓，欲学医以治之，亦恐缓不济急，况尚有沮之者！”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维新运动兴起以后，皮锡瑞从江西回湘探亲，应谭嗣同、熊希龄等人邀请，留湘赞助新政，受聘为南学会“学长”。
次年春，皮锡瑞在南学会主讲学术，指出“中国微弱，四夷交侵，时事岌岌可危”，政府当局应“深知变通以开民智，求人才为急务”，国人讲求“有体有用之学”，匡济时艰。
他共讲演12次，自称“其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开通汉宋门户之见；次则变法开智，破除守旧拘挛之习”。因其所讲，能贯穿汉宋，融合中西，沟通时事，深受听众欢迎。其讲义及问答，都刊登在《湘报》上。
其子皮嘉祐此后又作《醒世歌》，有云“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
南学会一些讲演，受到顽固派的诋毁攻击，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还在《湘绅公呈》中指名说：“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
而皮锡瑞却镇定自若说：“明知而不避者，以时急如救焚拯溺，即焦毛、濡手足，所不辞也。”他曾往复辩论，驳斥叶德辉等所谓“附异端”、“悖正学”之说。
同年四月，皮锡瑞仍回南昌经训书院，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南学会停讲，他写信给熊希龄等说：“宜以坚忍镇定待之。”五月，江西高安邹殿书创办经济学堂，设立励志学会。他应邀去讲学，又为江西顽固派所嫉。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
江西顽固派御史徐道焜等劾奏皮锡瑞“离经畔道，于康有为之说心悦诚服”。
翌年正月，清廷着江西巡抚将皮锡瑞驱逐回籍，又敕湖南巡抚将其革除科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此后，皮锡瑞长期从事教学，历任湖南高等师范馆、中路师范、长沙府中学堂讲席，学务公所图书课长及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等职。
皮锡瑞是湖湘近代著名学者，他博贯群经，创通大义，今文经学，造旨尤深。所著《五经通论》，胪列心得，示学人以途径；《经学历史》，尤为经学入门之作。他主张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真，对各家持论公允，为晚清经学大家之一。又工诗和骈文。所著《师伏堂集》，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多收青年时代作品，计有骈文4卷、诗6卷、咏史1卷、词1卷。又著有《尚书大传疏证》6卷及辑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笔记》、《师伏堂日记》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请开复皮锡瑞举人称号，但仍严加看管。
皮锡瑞五十岁时自作寿联一副：“阅世五十年，所欠一死；著书百万字，不值半文。”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月（1908年3月6日），皮锡瑞去世，终年59岁，葬长沙南郊冯家冲。
这个孙子也厉害
皮名举,1907年生，皮锡瑞之孙。1923年8月至1928年7月在清华学堂留学生部学习,1928年8月去美国留学,先在耶鲁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斯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皮名举在这种人文氛围中成长，培养了良好的“三观”。
皮名举1935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在西南联大期间又在云南大学兼课），讲授西洋通史、西洋近世使、西洋十九世纪使、西洋现代史等课，在西南联大时，皮名举与共事的资深外国史教授雷海宗先生齐名，当时学人称“南有皮名举，北有雷海宗”（雷海宗教授系山东人）。
1942年皮名举回湖南，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史地系主任、教务长、代理院长。期间，他在贯彻“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的构成有赖于教育”的办学方针上全力以赴，在课程设置时代化、聘请名师授课方面，尤为关注。
皮名举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史学，还熟悉教育学，他常为国师教育系学生作学术报告，讲到中外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时，分析透彻，评论精当。对这些名家的观点、名言，背诵如流。
在国师每年除夕，皮名举照例要作一场国际形势演讲。全院师生悉数前来，礼堂往往座无虚席，皮名举纵论天下大事，分析时局动态，揭露帝国主义扩张的行径。
1947年夏，内战爆发一年，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当时皮名举正担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代理院长职务，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甚至拄着一把布伞走在队伍的前面——他是利用自己在社会上和教育界的声望来保护学生。
1948年8月，皮名举来湖南大学讲授世界通史、西洋史学。这时他虽然离开了国师，可对国师仍然关怀备至，他为同学们开设的世界史课程没有讲完，还是定期回院讲授，国师师生有求于他的事也照样帮助。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即将渡长江南下，这时社会经济恶化到极点，国师师生生活十分艰难，几经请求，国民党省府当局才于五月份拨下银元一万三千元作经费，可不幸遭袭，去领款的五人蒙难，银元全部被劫。
这时，大家想起了在湖大任教的皮先生，请他出面向国民党省府交涉救济。皮先生慨然应允，多次奔走于当时的教育厅和田粮处，终于拨得田粮赋谷一千石，国师的师生员工依靠这笔赋谷，解了燃眉之急。
1949年9月长沙和平解放，皮名举仍留在湖南大学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他留在了新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
1957年春天“大鸣大放”，他真诚地起来响应，不仅自己“鸣”，还鼓励别人“放”，竟然在省政协会议上与林兆倧、雷敢、姜运开、解毓才等五位教授联合发言，批评高校工作中的“以党代政”现象，赞同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结果五位教授中的四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只有林兆倧先生一人被“保护过关”。
皮名举本一介书生，且染有肺结核，经过这一沉重打击，他病倒了，而“右派”帽子戴上不过一年，竟抱憾而去。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湖南大学官网、湖南师范大学官网
皮名举,1907年生，皮锡瑞之孙。1923年8月至1928年7月在清华学堂留学生部学习,1928年8月去美国留学,先在耶鲁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斯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皮名举在这种人文氛围中成长，培养了良好的“三观”。
皮名举1935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在西南联大期间又在云南大学兼课），讲授西洋通史、西洋近世使、西洋十九世纪使、西洋现代史等课，在西南联大时，皮名举与共事的资深外国史教授雷海宗先生齐名，当时学人称“南有皮名举，北有雷海宗”（雷海宗教授系山东人）。
1942年皮名举回湖南，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史地系主任、教务长、代理院长。期间，他在贯彻“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的构成有赖于教育”的办学方针上全力以赴，在课程设置时代化、聘请名师授课方面，尤为关注。
皮名举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史学，还熟悉教育学，他常为国师教育系学生作学术报告，讲到中外近代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时，分析透彻，评论精当。对这些名家的观点、名言，背诵如流。
在国师每年除夕，皮名举照例要作一场国际形势演讲。全院师生悉数前来，礼堂往往座无虚席，皮名举纵论天下大事，分析时局动态，揭露帝国主义扩张的行径。
1947年夏，内战爆发一年，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当时皮名举正担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代理院长职务，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甚至拄着一把布伞走在队伍的前面——他是利用自己在社会上和教育界的声望来保护学生。
1948年8月，皮名举来湖南大学讲授世界通史、西洋史学。这时他虽然离开了国师，可对国师仍然关怀备至，他为同学们开设的世界史课程没有讲完，还是定期回院讲授，国师师生有求于他的事也照样帮助。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即将渡长江南下，这时社会经济恶化到极点，国师师生生活十分艰难，几经请求，国民党省府当局才于五月份拨下银元一万三千元作经费，可不幸遭袭，去领款的五人蒙难，银元全部被劫。
这时，大家想起了在湖大任教的皮先生，请他出面向国民党省府交涉救济。皮先生慨然应允，多次奔走于当时的教育厅和田粮处，终于拨得田粮赋谷一千石，国师的师生员工依靠这笔赋谷，解了燃眉之急。
1949年9月长沙和平解放，皮名举仍留在湖南大学任教。1953年院系调整以后，他留在了新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
1957年春天“大鸣大放”，他真诚地起来响应，不仅自己“鸣”，还鼓励别人“放”，竟然在省政协会议上与林兆倧、雷敢、姜运开、解毓才等五位教授联合发言，批评高校工作中的“以党代政”现象，赞同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结果五位教授中的四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只有林兆倧先生一人被“保护过关”。
皮名举本一介书生，且染有肺结核，经过这一沉重打击，他病倒了，而“右派”帽子戴上不过一年，竟抱憾而去。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湖南大学官网、湖南师范大学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