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飞贼”，我感觉我有罪
本刊记者 刘念国／文
读完“北大学生会主席竟成校内飞贼”的新闻稿（呵呵，我的某些少年同行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飞贼”，你以为满大街都是燕子李三？），用网络新词“心肌梗塞”的简称来说，就是我很心塞，心里堵得慌，很难受。
鉴于原稿记者看热闹不怕事大、痛打落水狗的猎奇撰稿心态，导致原稿过于冗长（近5000字，你这样会赚稿费你妈造么），请允许我用古龙师傅频繁的分段和短句，以395字梳理——
秦某1985年出生，湖南省衡阳县人，幼年丧父。
秦母在车站做清洁工，每月工作29天，月入仅千余元，独立抚养秦某和两个女儿，负债累累（秦原话“欠8万元巨债”，呵呵，8万巨债）。
秦某2006年考入东北某高校；2010年考入北大法学院，攻读研究生。其间获得过学校奖学金，并担任法学院学生会主席。
秦某之前各种打工兼职，维持学业，后因学生会事务繁杂及学业压力，遂停止打工。
2011年冬，秦某女友文某怀孕，需数百元人流手术费。
秦某告借无门，亦不忍向负债累累的母亲求援，遂躲避文某。
文某万般无奈，独自手术，后欲与秦某分手。
秦某大恸，刀斩一指，明誓挽留。
2012年2月起，秦某开始在校内盗窃，以维持文某日常用度，并为其购买礼物，而自己经常一天只吃一顿。
秦某具体涉案金额不详，原文称“偷了100多件东西，大到笔记本电脑，小到一盒茶叶”，另外一个数据或可说明金额——案发后，秦母抵京以扫地为生，并在一审期间退赔9500元。
9月19日，秦某被判有期徒刑2年半。
轮到我发言了，首先，我完全同意本案法官大人的说辞：作为一个国内顶尖名牌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秦某“让人痛心”，但他“缺乏守法的自觉性”、“自控能力差”，最终走上犯罪道路，锒铛入狱，咎由自取。
的确，秦某的坠落，虽然令人唏嘘，但法律是刚性的，是为了维护道德体系，维持社会秩序而存在的，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所谓法不容情，秦某依律课以刑罚，无可厚非。
但是，我不太苟同法官大人指出的：他（秦某）没能抵制现代社会甚至是高校中存在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冲击，致使身心沉迷于疯狂追求物质的畸形需要与欲望中。
我读书少，智商低，法官大人你不要骗我，我不太明白“数百元人流手术费”、“一天只吃一顿”，是不是“物质的畸形需要”？当然，贫穷绝对不是犯罪的理由，秦某的行为确实为人不齿，我也无意为秦某喊冤，但我想说的是，秦某的陨落，是他一个人的陨落吗？秦某的灾难，是他一个人的灾难吗？
显然不是。
390年前，约翰·邓恩就说过：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设想一下，假如秦某在危难时刻有人帮他一把，他的下场会如今天这般惨烈？——即便他和他可怜的老母亲扛过了牢狱之灾，可作为曾经的北大法学院的高材生，他刑满出狱后，之前他最有可能从事的3个职业：法官、检察官、律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都将永远向他关紧大门！
天可怜见，秦某显然不是什么“飞贼”，而是个穷疯了的“蟊贼”！他在校园内连“一盒茶叶”都偷，偷盗经历一年有余，首次盗窃还被保安抓现行。这些情况（因为穷疯了进行盗窃），学校知道吗？同学知道吗？学生会知道吗？他的辅导员、班主任知道吗？——如果不是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人拉这个“蟊贼”一把？
当然，如果你硬要说都不知道，我只能呵呵；如果说他的陨落，与学校、老师和同学没有一毛钱关系，我也只能呵呵！
不必讳言，事实上，曾洋溢着人文精神的高等学府，早已不是传说中的象牙塔。不管是安静的未名湖畔，还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下，高等教育功利化趋势日益加剧，很多时候很多角落都充斥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残忍与自私，以至于北大著名学者钱理群，炮轰大学教育量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智商超群，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一群有学问有文凭的人精！
好吧，其实不用说别人，我们自己的身边，甚至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又何尝不是时刻扮演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聪明人”？很多时候，我们追名逐利，锱铢必较，一厘一毫，皆精于计算，却独独缺乏了最起码的做人的悲悯！
悲悯，往大了说，既是摩诃萨埵太子的“舍身饲虎”、尸毗王的“割肉贸鸽”，也是泰坦尼克沉没时，超级富豪著名银行大亨古根海姆留给太太的纸条：我发誓，这条船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妇女和儿童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死去。还是“非洲之父”史怀哲所说的“当悲悯之心能够不只针对人类，而能扩大涵盖一切万物生命时，才能到达最恢宏深邃的人性光辉”。
悲悯，往小了说，不是“吾有三千，予尔一瓢”的慷慨，不是高高在上的可怜与施舍，而是对人世间苦难的感同身受，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柔软不忍的人道关怀，一种对触目可及的他人的善良和关怀。
需要赘述的是，作为人类道德熠熠生辉的明珠之一，真正的悲悯，还不仅仅是对“好众生”的慈爱，更是对“恶众生”的救赎与垂怜。
譬如，2年前那起轰动一时的“廖丹诈骗案”——
廖丹，原北京内燃机总厂下岗工人。2007年妻子杜金领被查出尿毒症，每周都做两次血液透析。巨额的医药费用让廖丹无力承受，2007年开始，他伪造了医院的收费公章，4年间“骗”来了17.2万元的治疗费用。2012年12月7日，北京东城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廖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3000元。
“廖丹诈骗案”见诸报端后，明星姚晨在微博上呼吁社会关注，一位廖丹素不相识的政协委员，给他送来了17.2万让他“退赃”。两家他从未听说过的机构，为他承担杜金领今后透析的医疗款。他的照片被挂到了微博的广告栏——人们为他发起了总额50万元的捐款；他的故事被称作“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
此外，上海新文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富敏荣认为，廖丹虽在客观上是犯罪行为，但主观上恶性较小，上述判决体现了我国刑法教育与挽救的精神，希望能多一些这样的判决。
如您所知，围绕“廖丹案”，社会所体现出来悲悯，是对“恶众生”的救赎与垂怜。那么，我能不能说，“北大学生会主席成校园蟊贼”一案的秦某，在已经做到了悔罪并主动退赔的今天，是否也属于“客观上是犯罪行为，但主观上恶性较小”？他为了“一天只吃一顿”的基本生存而走上犯罪道路，是否也配得上分享“我国刑法教育与挽救的精神”，伏乞法外施恩，施以缓刑？
当然，我不是法官，我无法给出答案，但我想，就像TVB连续剧里经常说的：法律不外乎人情。既然某位著名作家可以写道：如果一定要惩罚廖丹，就罚他照顾妻子一百年吧。我想我也可以再掉一次书袋——有路人饿死，梁惠王并不在意，只怪天灾使农民没有收成。孟子对梁惠王说：“这跟你拿着刀把人杀死了，你却说‘不能怪我，只怪刀’有什么区别呢？百姓没有活路你却不去救，他们饿死是你的责任，你就是那个拿着刀的凶手啊。”
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两千年前的孟子就扯清楚了，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民生是政府的责任，不论什么原因使民生失去保障，让他们忍饥挨饿，政府就是罪人。
很多年前，我还看过一则报道：一位名叫Marzuki的印尼雅加达法官审判一宗偷窃案：一位老妇人被控偷窃木薯。这位老妇人哭诉家境贫寒，儿子病了，孙子挨饿，不得已才偷。
Marzuki读完了控词，看着老妇人说：对不起，我不能够枉法，法律终究是法律，所以我要判你有罪。你需付罚款100万印尼盾，否则将坐牢两年半。
阮囊羞涩的老妇人绝望地低下了头。就在这时，Marzuki却把法官帽摘下，自己先掏出100万印尼盾放了进去。然后对着法庭里所有旁听的人说：在法律公正的名义之下，我也要判处这里的所有人有罪，处罚是每人罚款5万印尼盾，只因为在繁华的雅加达，我们竟然让一个皓首白发的老妇人去做贼，必须偷窃食物给她的孙儿果腹。
扯远了，这样类似心灵鸡汤的故事不胜枚举，也多说无益，因为我不能像居庙堂之高的法官一样“判处这里的所有人有罪”，但我以为，我可以代表我自己：当我面对秦某这个“飞贼”时，我真的感觉我有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