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凶”之后
本刊记者 刘念国／文
所谓二魔“争凶”，叨叨的是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共性的某个单元。
其实您不用“感谢”
当我就此在本刊编前会上抛砖引玉时，有同事曾质疑我是否将“真凶”笔误成了“争凶”？
而我想说的是，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关于呼案和聂案的“真凶”，我英勇善战的公安机关还在挖空心思、钻山打洞、殚精竭虑，何日缉凶归案，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解脱，貌似还得且行且等待。
至于“争凶”桥段，两案却是惊人的一致：没有赵志红和王书金的主动“争凶”（领罪），呼格吉勒图不可能沉冤得雪，最高人民法院不会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聂树斌案会有一个符合“四中全会公报：依法治国早日实现中国梦”的春暖花开般的答案。
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今时今日，我们身处的，是一个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邦有道”的伟大时代。
那么，当一切尘埃落定，功德圆满，“争凶”倒逼正义杀出重围，面朝大海时，有些“后记”，仍值得回眸一究。
其实您不用“感谢”
2014年12月15日，当内蒙古自治区高院正式向呼格吉勒图家属送达再审判决书，并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时，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热泪盈眶，连声“感谢”，称“让我儿子得到清白判决”。
我相信，假以时日，聂树斌的家人假若也能听到类似的结果，也一定会感激涕零。
而我想说的是，有些“被代表”的感恩戴德，譬如“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是很让人闹心，甚至愤怒的。
我更想说的是，其实，善良朴实的老妈妈，您真的不用说什么“感谢”。
您是纳税人，公安行政执法机关，检察、法院司法机关，是靠您一样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供养的。他们为您服务，就像您花钱下馆子，服务员为您服务，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一样，您真不用刻意感谢他们；如果他们不为您服务，您不仅不用感谢，还应该监督、批评、否决、解雇他们。
您供养着他们，他们（一小撮公安、司法败类）却枉法裁判，冤杀了您的儿子，您不仅承受着丧子之痛，还有背负“强奸杀人犯”母亲的巨大耻辱，他们却漠视您的申诉，把这个冤案带给您的痛苦和耻辱，一直延续了18年之久，耗尽了您和您家人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摧折了您原本可以美满的家庭，他们凭什么值得您感谢？
眼下，他们纠正自己的恶行，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挽回颜面的唯一途径，他们应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才是，而不是您来感谢他们。
他们本就缺乏监督，您感谢他们，他们会不会忘乎所以，会不会装出青天大老爷状，把丧事当作喜事来嘚瑟？
说实在话，他们若真的有一点点耻感，有一点点做人的担当，倒不妨效仿有足够担当的卢武铉、郑烘原——违法犯罪了，深刻悔罪，平静领罪（当然我们不鼓励人人上天台）；颟顸无能了，自陈无状，引咎辞职。
综上，真的，善良朴实的老妈妈，即便未来他们真的做到了公正、法治，从此再也没有冤假错案，那也是应该的，您，我，我们，都不用什么“感谢”。
请以国家的名义给予补偿
呼格被冤杀时年仅18岁，而遇害女孩杨某也只有18岁。
可悲的是，杨家人对呼案之前的峰回路转，几乎不知情。他们的讯息，还停留在18年前——“人（呼格吉勒图）崩了”——作为受害人家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要“望天收”，更遑论其他支援和保障。
杨某来自乌兰察布兴和县西部一处僻远农村，遇害后，因无钱安葬，被配“阴婚”，至今杨父不知女儿安葬何处，也无处祭奠。而杨某之前的未婚夫到杨家索要彩礼，因为没钱还，最后只能以牛羊相抵，“连驴车都抢走哩”。
不必讳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有时常常成了被遗忘的角色。不仅杨某及家属，之前的马加爵案中，对被害人家属82万元附带民事赔偿，也因无法兑现而变成一张“白条”。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刑事立案数在400万件以上，被害人群体庞大。其中，有大量被害人及其亲属得不到赔偿，生活非常困难，被比喻为“黑暗中独自哭泣的人”。
另据报道，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司长郭建安曾经直言，实际上受过犯罪侵害的群体的数量，比按照官方犯罪统计推算出的群体的数量，要大得多。
诚然，《刑法》、《刑事诉讼法》设立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权利救济程序，规定“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司法实践中，只要犯罪案件久侦未破，就无法从被告人那里获得应有的民事赔偿。
加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赔偿范围，仅限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很难得到精神赔偿，其所得也往往极为有限。
综上，国家有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不受非法侵害的责任，在加害人无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国家应当对被害人及其家属予以救助。
当然，我国《国家赔偿法》也设立了国家赔偿和行政赔偿，但不同于其他国家关于国家补偿刑事被害人损失的法律，在我国，只有当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时，受害人才有权要求国家予以赔偿。
譬如此次呼格吉勒图案，杨某之死，并非国家的过失，国家不会为其家属的损失“埋单”——换而言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尚属空白。
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法谚：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
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实际上是彰显正义，同时为被害人实现一种“复仇的愉悦”，那么，只有再加上对被害人及家属予以经济上的补偿，才是彻底的补偿，从而根本实现社会正义。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当时刑事上没有定罪，但通过高额的民事赔偿，还是部分实现了正义。
展望世界，从1963年作为英联邦国家的新西兰，率先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成为第一个对刑事被害人损失进行补偿的现代国家，迄今为止，以国家税收为主要资金来源，世界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我们伟大的党绘制的这份法治中国蓝图的总体目标，即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对实现这份蓝图的路径，全会亦作出明确部署，指出要从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等5个方面，对总目标进行展开。
乘着“依法治国”的“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东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大可向这些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
远的不说，只说中国台湾地区，法律规定，被害人国家补偿溯及力，以犯罪行为或犯罪结果是发生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法》施行后为限。当申请人因犯罪行为被害，而急迫需要帮助时，审议委员会(或复审委员会)可以在对补偿申请做出决定前，先行支付暂时补偿金，以解被害人的燃眉之急。
法律先贤说过，人的基本权利被侵犯时，应有获得救济的权利。那么，对于已经遭受了切肤之痛的被害人，更必须重视和保护他们的权利。
毕竟，你貌似可以保证自己一辈子不成为刑事被告人，但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生不成为刑事被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