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说说黛玉这位话题女王,只是找不到合适的着落。这孩子成天哭哭啼啼,不敢想象她若入主荣国府该是个怎样的情形,会不会也突然“变脸”呢?爱哭,大抵跟性格有关;“变脸”,则取决于环境因素。当我们不去高估性格的影响不去低估环境的作用,我的立论也就成了。
在《红楼梦》第七回里,周瑞家的送宫花,黛玉的情绪变化,就有点“变脸”的意思。周瑞家的,王夫人的陪房,一个下人而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腿做具体事儿的。以阶层论,黛玉犯不着跟她一般见识,如果黛玉做了“宝二奶奶”,人家还怎么在荣国府混饭吃?
那么,黛玉为何会“变脸”?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并从中提炼出某些启示呢?
一
刘心武先生解读这个桥段时,依据脂评里的“将颦儿天性从骨中一写”这句话,推断出黛玉为了维护自尊,近乎偏执,是有意而为,通俗发地说,就是耍小性儿。我没有跟大师叫板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因为人在不确定情境下的任何表现都应该多角度去考量,不能太武断。她的忽然“变脸”,未必就是性格使然的故意,而是跟环境有关的自然自觉,这也预示着她将来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这个“家”。
黛玉“变脸”,有着太多的因果。
本来贾府上下都认为宝玉黛玉是铁定一对儿,谁料忽然来了个人见人夸的宝姐姐,这种变化搁谁身上不焦虑?这是其一;其二,如果宫花不是薛家的,又或者送花人不是周瑞家的,而是平儿或鸳鸯等人,黛玉也不会“变脸”;其三,即便周瑞家的先送黛玉再送王熙凤,黛玉没了“捡剩下的”这个借口,恐还会有其他的借口。这就是不确定情境下的自然自觉表现,我把这种素质称为潜在应对能力之上品。
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比如一个干部面对诱惑,是无所为而然,还是犹豫不决勉强而然,抑或是有所怕而然等等。如果是第一种,那就是自觉且自然地不乱取乱受,即上品之廉。任何人事的应对,一旦流于刻意或故意,不敢说不可取,起码有些变味儿。
以此,请记住黛玉的这种自然自觉,有好处。
二
周瑞家的这个人,比起贾府里的其他老妈子,虽算不上坏,但好人堆里绝对找不到她。其为人圆融世故、趋炎附势、狐假虎威,被宝玉形容为“比男人更可杀”。宝玉说的固然是气话,但以管窥豹,黛玉对她“变脸”,是错,亦不是错。错,在于身份上的不对等,不值当;不错,在于权谋上的无意识运用,水到渠成,“罚一以惩众”,对于下人的规范养成可起到治标的作用。
在贾府奴才里,周瑞家的无疑是位中不溜儿值得打压的刺头典型,她有一定地位和权力,老公是贾府车队的头儿,女婿冷子兴还是个当官的,许多时候,她连宝玉也不放在眼里,又怎会高看黛玉?
譬如撵司棋那一回,宝玉想和司棋说会话,她就丝毫不给宝玉面子,还公然叫嚣:“我们只知遵太太的话,管不得许多。”小说里写她送花时,特意穿插了一段她女儿来找她的情节,说是女婿被人告了,她居然说:“我就知道呢。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小人儿家没经过什么事,就急得你这样了。”一个狗眼看人低、为虎作伥的人物形象非常丰满。所以,当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也不敢言语。
黛玉对下人总体而言还是不错的,像紫鹃,原是贾母身边的二等丫头,给了黛玉后,二人很快情同姐妹,片时片刻也离不开;像雪雁,打小儿就在黛玉身边,紫鹃来了以后,她们相处得也很好,尽管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但雪雁没有只言片语的抱怨,而是老老实实做好分内事。这都是管理中将心比心的结果。黛玉身上那些所谓的“尖酸刻薄”,只是针对身份大致相等的小姐姑娘与公子哥儿,对身为下人的周瑞家的“变脸”,是唯一的一次,不能不令人讶异并沉思。
无疑,黛玉这次“变脸”,在社会心理学中也属于认知偏差,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倾向相当明显。因为即便对薛家抱有某种怨怼,但造成“捡剩下的”局面的人,肯定不是薛姨妈。从宝玉随后极力安抚周瑞家的来看,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封赏雍齿的故事。一正一反的两件事,在核心价值上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在于黛玉是自然无意,刘邦是故意狷介。
在任何一个单位里,赏与罚,都是最牵动人们敏感神经最让头儿头疼的事儿。赏罚得当,会起积极作用,反之就坏事。刘邦“先赏最讨厌的部下”,既臣服了人心,又平定了天下,可谓一举两得;黛玉的自然“变脸”,其妙处是让下人们可以从周瑞家的身上观照自己将来的言行,通过“变脸”施加了她所需要的影响,在此似乎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了。
正如吕尚《阴谋》所云:“杀一以惩万,赏一而劝众,此明君之威福也。”又如《文中子.立命》所云:“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夫为政而何有!”张良不愧是一代优秀的谋士,而黛玉的“变脸”亦异曲同工。
三
如果说黛玉的这次“变脸”是错误的、不理智的,那么,这种错误靠谱吗?答曰:靠谱。错误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人类行为手册中永远不会有“正确选项”,不管你是国家领袖,还是草民百姓,在这方面没有异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允许人们犯错,允许自己犯错,评估错误的代价大小,以改正之、修正之,才能达到最佳状态。
举个例子说明。假如一位首长遇到某个陌生的下级,产生“排外心理”,算不算一个错误?当然算。但这种错误的代价肯定比不犯错要低得多——想错了,却做对了。因为这个错误本身的代价,无非是暂时得罪了一个人,通过一段时间考察之后,纠正过来就行;但如果先入为主的把这位下级看成是好官,放开手脚提拔任用,他若是个渎职之徒、贪婪之人,肯定会伤及班子的建设、事业的开展,付出的代价更大。
黛玉“变脸”的可贵,还不仅仅在于犯错本身,而在于她年幼,需要通过不断的犯错来适应这个日趋复杂的荣国府环境的变化,小孩子不摔跟头如何长大?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犯错,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错。如果像她刚进荣国府时那种走一步看三步的风格,将来何以管家?
在错误管理理论中,允许下属犯错,允许自己犯错,出现认知偏差,还需要一个临界点,那就是在没有造成惨重后果之前。比如说黛玉的“变脸”,只是针对某种不确定情境下的某种端倪——即大环境的变化,而非针对某种既定事实。如果一个官员常常高估自己的先天抵御能力,而低估后天环境的利欲污染,奢、占、贪、贿等病症一旦膨胀起来,产生的认知偏差就相当危险,伴随着权力寻租、仕途经济、个人主义,定力一不够,脚跟一不稳,这时候的犯错,叫变节,叫腐败分子,那就该由法律来修正了。
黛玉“变脸”之所以靠谱,是因为我不忍心将她归类于心机女子,是故进行预设和默认,烘干了其中的水分。而现实管理者若读到此文,请在允许犯错前,多掂量掂量“允许”背后的存在和维持之本因,它们或能给你带来更多的价值和更少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