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维稳”敢越权
文 | 赵炎
魏文帝曹丕驾崩的噩耗传出，“境外敌对势力”之一的诸葛亮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打报告（《出师表》）给刘禅，得到批复后即开始备战，先用离间计把司马懿打发回宛城养老，然后挥师北上。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还是牛逼的。七擒孟获，没了内忧；积蓄多年，粮草充沛；赵云健在，得力文臣武将极多。战争初始阶段，斩了韩德父子，骂死司徒王郎，天水收服姜维，上圭、安定等望风归降，长安城已然近在咫尺，似乎唾手可得。恰在此时，镇守永安宫的李严又传来喜讯：曹魏新城太守孟达愿意重归蜀汉，“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军马，就彼举事，径取洛阳”。
根据小说的说法（详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乘雪破羌兵，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是孟达谋叛在先，“外部势力”渗透在后。但在正史上恰好相反，其整个过程都有“外部势力”的蛊惑与操纵。
对曹魏来说，这个突发事件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因为诸葛亮梦寐以求的《隆中对》构想不经意间有了实现的可能——“以向宛、洛”，剑指洛阳；“出于秦川”，刀舞长安。倘若两京沦陷，那么，曹魏政权必将瞬间坍塌，土崩瓦解。
如何平息事件，粉碎“外部势力”的图谋，以维护国家稳定，即成为第一个得到消息的司马懿责无旁贷的使命。是请示朝廷，等待授命，还是灵活应对，迅速介入？善于用权的司马懿为我们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千里奔袭，谋在规则之外
书中写到，孔明听说司马懿复职，大惊，赶紧修书提醒孟达严加防范。孟达不以为然，反讥笑孔明“心多”。孔明顿足曰：“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
孟达的话其实没错，因为当时的权属规则如此。那个时期是郡县制，郡太守（牧）即是最高地方长官，分权上也讲究横向与纵向，如横向分权，即朝廷管郡，郡负责管理辖区州县；如纵向分权，即郡太守有郡太守的权属，州县长官有州县长官的权属，一般不会也不准互相掺和。
孟达是新城太守，管着金城、新城、上庸三地，朝廷还给予“假节”特权，即遇机密大事不必奏闻，可便宜行事。司马懿没这个特权，仅以骠骑大将军，领荆、豫二州诸军事。因此，孟达认为，司马懿身在宛城（河南南阳），自己却在上庸（湖北竹山），互不统属，且司马懿并无“假节”，他若未经朝廷批复，不可能也不敢“跨省执法”。这在当时显然是个权属常识，因为饱学的马谡似乎也是这么想的——他不理解孔明为何失态。
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位置想什么问题，孟达就属于这种人，受制于惯常的一些东西，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司马懿。至此，孟达的脑袋好像被门夹过，乖乖且无意识地做了两大高手之间挥洒智慧的道具。
实际上，孟达也并非寻常之辈。战略家刘晔就认为“（孟）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傅子》一书评价孟达“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但是孟达有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反复无常，先叛刘璋，再叛刘备，如今又想叛曹魏，做人没原则，不能感恩怀义。我把这称为他的原始错误。
一个错误的形成，也有它内在的逻辑与有迹可循的规则，如果缺乏自省及时摆脱，那么前一个错误的果就会变成下一个错误的因。孟达的原始错误非常致命，而且他根本无意识去纠错，一错再错，连诸葛亮的提醒也置若罔闻，如未能及时化解与金城太守申仪之间的矛盾，对亲外甥邓贤与心腹李辅等人未能做到有效感化，以至这些人全部反水，成为司马懿的耳目与内应。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有将领认为孟达与吴蜀交接，建议司马懿先观而后动，司马懿却清醒地认识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他正是充分利用了孟达的这种惯常认识，在规则之外找到了机会，成功地实施了“跨省执法”。八天后，孟达被另一个反水的下属申耽一枪刺于马下。
僭越用权，守住秉公底线
司马懿下课，是孔明使的坏，但曹魏政权内部对他的猜忌，也是一个主因。如果魏明帝曹睿信任司马懿，那么诸葛亮再使坏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桥段里的司马懿，是冒着僭越权限与加重朝廷猜忌之双重风险的。
但我们从他接到举报后的反应来看，却瞧不出丝毫的担忧，他似乎还特兴奋，以手加额曰：“此乃皇上齐天之洪福也！诸葛亮兵在祁山，杀得内外人皆胆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长安，若旦夕不用吾时，孟达一举，两京休矣！此贼必通谋诸葛亮。吾先擒之，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也。”
其长子司马师显然有着这方面的担忧，他建议说：“父亲可急写表申奏天子。”不难发现，司马师的认知与孟达、马谡等如出一辙，那就是不能越权。他应该是了解父亲在朝廷里的处境——得到批复再行事，如果维稳过程出了篓子，至少可以为父亲免去部分责任。司马懿听出了儿子的意思，但还是坚持道：“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
做官做到司马懿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只顾皇上利益的程度，实是朝廷之福、曹魏之福，用现在的话说，也是人民群众的福气。
这就涉及到权力观的问题了。
司马懿不是愣头青，他是谙熟家天下之权力法则的。剿灭孟达之后，曹睿在长安召见他，司马懿是这样解释的：“臣闻申仪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复迟滞，故不待圣旨，星夜而去。若待奏闻，则中诸葛亮之计也。”
此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想给皇上汇报的，让您拿主意。表明自己原本不想越权行事；二是稳定压倒一切，如果等皇上批准，黄花菜也凉了。这就等于把球抛给了曹睿：是您的批准重要呢，还是江山社稷重要？
曹睿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迅速褒奖了司马懿。
庄子有云：“（权力）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淫其性”是指任性而为，相当于失控。孟达叛变，颠覆曹魏政权的性质是明显的，一旦失控，“两京休矣”，权力介入、强力维稳是必须的。
但司马懿确乎需要妥善解决一个权力底线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权限问题，僭越行事，皇帝会不会不高兴（他本来就处在嫌疑之中）？试想一下，科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当然不会高兴：卧槽，你抢班夺权呀？
有意思的是，按照庄子的观点，权力存在的意义，在于防止人们干坏事，而不是组织人们去干好事。司马懿却天才般的用行动对此做了引申性诠释——权力存在的价值，不但在于防止坏人干坏事，还要组织好人干好事，只要是干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好事，那么，越权就是可取的。
在此，他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权力观念，即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当权力规则遭遇国家利益，那么，任何人为的甚或法定的条条框框，都应该靠边站。因为国家的稳定，事关百姓的福祉，乃是群众心声、大众公理。
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几千年前的《尹文子》也记载了这个观点：“圣人之治，其令出于自己；圣法之治，其令出于公理。”这里的公理也是指百姓之心。也就是说，权力若拘泥于对上负责，就是“人治”；权力若服从于大众公理，就属于“法治”范畴，因而“圣法之治，无不治矣。”照公理而行权则通，逆公理而行权则塞。权力必须服从于大众公理，这才是秉公用权的底线。司马懿“维稳”的权力观，足以观照现实。
比如今天掌权的人，或者说在国家公务方面占一定位置的人，很容易会瞧上头的脸色做事，政无大小，唯批复是从。这种作风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贻误时机，不能把握主动，导致局面恶化不可收拾。到底是上头脸色重要，还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重要？如果是前者，就不对，如果是后者，就是对的。
再如“群众路线”，即指了解群众意见与呼声，然后让权力为民所用，而不是仰上韬晦、徇私寻租，跟群众捣乱，体现了我们党“众人为师我为徒”的认识和海纳百川的胸襟，这种权力观也与先贤不谋而合。
官无大小，凡事只一个公字。学习司马懿，在紧要关头，只要守住秉公用权的底线，僭越一下又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