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用为何造“贼船”
文 | 赵炎
过去读《水浒传》，有两个基调，一曰官逼民反，一曰逼上梁山，诚无聊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价值观，到宋代已普世近两千年，宋徽宗虽是昏君，却非傻蛋，这点政治常识他还是有的，焉能允许自己的官逼自己的民拆自家的庙？逻辑上说不通。贪官污吏，哪朝哪代都有，这不稀奇，他们无非多捞几个钱满足一下贪欲而已，说他们存心逼民造反，道理也不够充分。
事实上，小说作者在前十四回穿插的市井描写，已然为我们展示出这样一幅客观的社会画面：吏治也许一团糟，但物价稳定，治安良好，底层百姓的生活并不困顿。比如武大郎可以凭一己之力坐拥娇妻住小楼；郑屠夫靠杀猪也能包养戏子当土豪；县令的小三白秀英，戏园子生意红红火火，说明郓城县百姓不但温饱无虞，亦有能力在文化生活上投入消费……
另外，前十四回出场的诸多好汉，除林冲的案子多少有些为官所逼，武松、鲁智深、杨志、李逵等人，哪一个不是犯罪在先？官方貌似并未吃饱了撑的主动去欺压他们吧！然而，正是在这种极其正常的社会形态下，却有一位不正常的人物出场了，他的名字叫吴用。说他不正常，是源于他在“智取生辰纲”这个桥段里格外令人讶异的表演——智慧没得说，居心有得讲。
一
太师蔡京过生日，他女婿——判大名府事兼北京留守梁世杰，凑集了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去东京给老丈人庆生辰，第一次被劫了，第二次又凑集十万贯派杨志押运。这就是地球人都熟悉的“生辰纲”。那么，梁世杰为何又叫梁中书呢？作者玩的是春秋笔法，籍此佐证这些财富的性质。
按宋代惯例，中书侍郎或中书舍人等中书省官员去地方任职，可以称为某中书。显然，梁世杰曾在中书省干过。判大名府事兼留守是正三品，梁世杰若以中书侍郎外放，品阶属平调；若以中书舍人下放，就升了官。问题还不在这儿，因为平调或升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不掌实权的京官到坐镇一方的军政大员，怕才是蔡京安排其女婿外放的本意，也肯定是这两笔十万贯生辰纲的最终注解——民脂民膏，不义之财。
不义之财是不是可以劫夺？站在走私贩刘唐、道家人公孙胜等人的道德观念上，毫无疑问是可以的；从传统的正邪不两立的价值取向上看，东溪村保正（相当于乡镇派出所长）晁盖与小学教师吴用参与进来，也站得住脚。前提是吴用必须是个普通的小学教师。遗憾的是，他不是，他的别名叫“学究”，表示学究天人，还常以诸葛亮自比，道号“加亮先生”。一方面把自己定位成知识分子，一方面又自诩儒家正统，这就有问题了。
儒家强调“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绝非公然抢劫。儒家知识分子，向来对国家与社会有着深切关怀。江湖侠盗们的“劫富济贫”历来未受儒家诟病，但吴用既然是知识分子，不但参与“劫富”，在“劫富”之后也不要求晁盖等作出切实的“济贫”行为，而是参与瓜分，这说明了什么？
二
晁盖是个基层干部，平日里仗义疏财，对上对下的工作也还过得去，比如县里的都头雷横就很给他面子，不至于上山做匪吧。即便劫了生辰纲，也没见他有跑路的意思。因为在他的觉悟里，不义之财，劫就劫了，事情又做得很干净，跑什么嘛！但是，吴用却在暗地里早有计划：你不跑，我推你跑。他的办法就是留个破绽，确保东窗事发。
对于生辰纲，最理想的劫取方式，当然是公孙胜出面施展法术。此君神通广大，搞一次神取，最干净利索，就算装神弄鬼，也能给梁世杰上一堂“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警示教育课——以后别太贪了；其次是智取，用吴用的招；第三是蒙面硬拼，也不是不行。以吴用的智慧，不可能不权衡利弊。
让公孙胜干，一来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二来以后没戏可唱；如果硬拼的话，自己武艺一般般，同样体现不出价值；只有智取，既能保住自己团队老二的地位，还能暗中做些手脚。从他决定参与作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石碣村游说“三阮”来看，改变团伙内部派系力量对比的权谋非常明显。没有三阮，以晁盖、吴用对公孙胜、刘唐，是二比二，势均力敌；三阮加入，变成五比三，立即取得压倒性优势。这些对他成功实施某种计划相当重要。另外，他有一颗关键棋子——赌鬼白胜。
没有任何迟疑，吴用直言白胜有用，若非早就计划好了其中的某个环节非白胜不行，找不出其他解释。让白胜这个赌鬼参与，就是想通过他事发东窗，逼晁盖等人亡命江湖，才是吴用目的之所在。也就是说，吴用从一开始就为参与者打造了一只“贼船”，只能上，不能下，没有退路，必须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
三
那么，吴用为何要打造这只“贼船”？
从整部小说的叙述分析，可以得出几个因果关系：没有吴用，“生辰纲”可能被劫，也可能不被劫，即使被劫，充其量不过是个破不了的刑事案件；没有吴用，晁盖等人可能上梁山，也可能不上梁山，即使上了梁山，也不会变成勾连严密、纲领明确的一个反社会组织；没有吴用，梁山永远只能是乌合之众，绝不会成为大宋王朝的祸源之一。
以此可见，吴用是个披着“学术”隐身衣的阴谋家、伪儒分子，骨子里反社会、反体制、反政权主体。他打造“贼船”的目的，不外乎借以绑架利用一批骨干力量，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所谓政治抱负。
他也许算个知识分子，但肯定是个变质了的知识分子。正常来说，宋代知识分子若有不满，可以表达诉求，没人说他是反动势力；若有反对，可以说出理由、提出改进意见，也没人说他是反革命，对不对？布衣上疏的事儿在宋代不是新闻吧，然吴用说过啥没有？没有，居心显然不可为外人道也。
从开始时附和刘唐的“不义之财可取论”，他就已经陷入儒家正统的道义洼地，给晁盖等人施放烟幕弹，不过是企图咸鱼翻身而已。于是，晁盖等人被忽悠，集体走上了不归路。知识分子一旦变质，破坏力那是相当可怕的。漫卷诗书，看来意识形态领域的硝烟从未散去过。
四
吴用对于上了他“贼船”的同伙们，有用的他用，没用的，毫不犹豫加以抛弃，别说五毛了，一个子儿也不给。比如宋江加盟梁山之后，由于其惯用权术，堪成大事，吴用随即全力支持宋江，与相交多年的晁盖离心离德，想来不免令人齿寒。当宋江竖起“替天行道”之大旗之后，吴用彻底傻眼了——这是请求朝廷宽宥的节奏啊——替天行道，即是帮现政权更好的执行这个制度，在政治上与统治者保持了惊人的一致。
一个如意算盘被摔坏的人，还真像个没奶吃的孩子呀！吴用从此判若两人。以前是那么的果敢、无畏、生机勃勃，被招安后，却变得世故而沉郁、动摇而畏缩，进取之心忽然就不见了。在征辽过程中，辽主的几句劝告，他都认为“端的有道理”，弃宋投辽的心都有。
朝廷封赏，吴用做的是武胜军承宣使。在使官盛行的宋代，节度使不在时，承宣使有权代理节度使职权，乃是实实在在的从二品大员。相比较宋江、卢俊义等人担任的那种莫名其妙不伦不类的官职，大宋朝对吴用很够意思了。然而他却自缢于宋江坟前，宁为一个不同道者死，不为一个合法政权生，真不知他对这个政权恨从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