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扇的正负极
文 | 赵炎
《西游记》用了三个回目，叙述“孙悟空三调芭蕉扇”的故事。依据“文学艺术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这个原理，我们跳出小说看小说，就不难发现，芭蕉扇不仅是一个厉害的法器，它还承载着古人的许多思想和智慧，于今天也同样具有迫切而严峻的借鉴意义。
一
踢翻八卦炉，形成火焰山，是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宫的“罪行”之一，尽管不是显性的，五百年的牢狱未必能赎其罪。上天终究有好生之德，化育出芭蕉扇这种神物来克制火焰山，为黎民百姓存一丝生机。
至于芭蕉扇是如何落入铁扇公主之手的，至今还是个谜。
也许我们可以从老牛的发家史找到蛛丝马迹。
猴子坐牢，对牛魔王来说是个不小的震慑——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不如捡块肥皂洗洗，娶妻生子，改行做正儿八经的生意人。
于是五百年后，西域广袤的土地上，一个富可敌国的牛氏家族横空出世：老婆铁扇公主靠火焰山创收；爱妾玉面公主以“百万家私”信托；弟弟如意真仙专卖破儿洞落胎泉水敛财；儿子红孩儿经营钻头号山，收益情况不明。
发现没，牛氏家族控制的大多涉及百姓生产生活所必须的某些资源，但是相关“许可证”的来源却又不清不楚。在小说中我们查不到有关牛魔王与天庭官员交往的叙述，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行贿问题。
那么，就剩下一种可能，即擦边球。
小说影射的大背景，是明代中期嘉靖与万历年间的事儿，当时朝廷的权力触角尚未伸到西域，该地区同时还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朝廷无能为力。牛魔王在这档口乘虚而入，某种程度上恰好填补了朝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空白，被默许亦未可知。
芭蕉扇作为一种法器（公器），可能是当局直接授予。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女”，非汉人。历史上，中原朝廷对少数民族的羁縻，基本是授予部落首领一定的封爵与统治权。从后来孙悟空将芭蕉扇又还给铁扇公主的情节来看，她是有合法持有权的。
二
表面上看，作为既得利益家族的首脑，牛魔王显得低调而稳重。
他纳妾不忘正妻，时不时地还让二奶给铁扇公主送点东西，极力维持和谐的家庭关系。如玉面公主坦承：“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也不知送了她（铁扇公主）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年供柴，月供米，自自在在受用，还不识羞”；他广泛积累地方人脉，成为碧波潭老龙王的座上宾；他原先好勇斗狠的个性亦大为收敛，如孙悟空收复红孩儿在先，挤兑玉面公主在后，但见面几句话后，牛魔王却说：“既如此说，我看故旧之情，饶你去罢。”
他满心地打算息事宁人。但芭蕉扇乃孙悟空必取之物，没得商量。其后的恶战，于牛魔王似乎有点不得已。
铁扇公主身上也确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首先她并非横征暴敛之人，百姓布种，“十年拜求一度”，她无非收一些“四猪四羊，花红表里，异香时果，鸡鹅美酒”而已，都是一些普通的祭祀品，对付着能过日子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当地百姓虽然艰难，却也并未怨声载道，反而尊称她为“铁扇仙”。
其次，芭蕉扇连煽49下是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火焰山问题的，孙悟空后来这么做了，但铁扇公主没有这么做，想必她认为一方面收费不高，一方面如果煽没了自己也没饭吃了。有这种小算盘，可以理解。
她与孙悟空的矛盾，主要源自母爱。如果孙悟空处置得当，比如请观世音携红孩儿出面说合，她一准会借。
然而实际上，牛氏家族最终的覆没，孙悟空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但主要责任仍在于牛魔王夫妇缺乏某种辩证逻辑所致，或曰拎不清。
三
原本牛家与孙悟空并无深仇大恨，相反还沾亲带故，不就是借把扇子嘛，多大的事儿，至于闹得不可开交？
天庭对牛家也基本是高抬贵手的。比如红孩儿在钻头号山搞得“官不聊生”，数十个土地山神“衣不充身，食不充口”。他们都是基层公务员，被这般欺负，天庭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并未采取强制措施。然红孩儿异想天开想吃唐僧肉，观音姐姐就不能不管，她一出手，归顺，遂成红孩儿唯一出路。
这无疑是对牛魔王夫妇发出的两个警告：
必须有效地约束家人，别太出格，当局不是不能收拾你家，而是有底线地在宽恕；必须无条件支持唐僧师徒的事儿，否则要你好看。
芭蕉扇至此也就有了救赎与毁灭的正负两极。
乖乖地借出扇子，站好队，啥事儿没有，牛氏家族照样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整体、平稳、高效地发展。这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正确选择。
铁扇公主因儿子被收不借扇子，逼猴子动粗，则是以形式逻辑驾驭辩证逻辑的思维短板了。孙悟空碍于跟牛魔王的结义之情破天荒地没去搬救兵（想必也有靠自己赎罪的意思），而是假扮牛魔王，背负了“调戏大嫂”的罪过，牛魔王疼老婆，也就盲目跟进，失却了掌舵人应有的判断力。双方恶斗终于惊动天庭，牛氏家族随之分化崩溃。
四
牛氏家族中人看不清时局的变化，却处于一种任性的发泄或对抗的心态，实在不够理性，注定了唐僧师徒驾临火焰山之日，即是其覆没之时。这也许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当时普遍存在的某种文化弱势使然。
上面提到过，牛魔王夫妇还是有一定精英潜质的，人面、情面、场面，都还能撑得起，心头尚有“克己”这把刀。然而，长期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主导下的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献媚，使得他们最终迷失了方向。
这种个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与其产生的扭曲，并非今日某些群体的专利，在明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也是普遍存在的（可参阅《万历十五年》）。它的典型特征，即是以偏概全、以点概面，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放大某种负面的个例效应，试图解构当局体制的不正确，并借以发泄不满。如牛魔王的弟弟如意真仙就曾反问孙悟空：“我舍侄（红孩儿）还是自在为王好，还是与人为奴好？”
试问，他何以断定红孩儿做了奴隶呢？
红孩儿后来感谢孙悟空：“前蒙盛意，幸菩萨不弃收留，早晚不离左右，专侍莲台之下，甚得善慈。”有人说这是被洗脑的结果，我却说他是通过切身感受，实实在在地呼了其叔叔一巴掌，也从另一侧面证明牛氏家族的其他人集体地无视当局的德政、仁治及圣贤集权等客观存在的时代最强音。
我无意吹嘘明王朝，更不想为李世民唱赞歌，皇帝们的那点破事儿，没啥好夸的。但作者的意图，显然有所指。
芭蕉扇作为道具，作者从毁灭的角度切入，以反省个人主义至上所引发的“悲剧”，揭露既得利益群体的保守、自私又不失狂傲的卑劣嘴脸，及其造成的两极分化，给整个社会系统带来的摧残；同时又利用芭蕉扇的归还，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足够诚信，为深陷价值虚无困境的铁扇公主完成了自我救赎，重新找到了自身价值，融入社会正道，“得了正果，经藏中万古流名”。
如今的时代，手握“芭蕉扇”的家族或个人，不在少数。善用其正极者，欣逢盛世享太平，事业也会有条不紊地发展壮大。反之，如果不懂得正确地运用符合时代价值的思想理论来武装自己，而是还惦记着如何做一只“自由的狼”去吞噬羊群，用虚无手法蒙蔽民众、对抗改革，阻碍民族复兴大局，那就滑向了“芭蕉扇”的负极，等着孙猴子上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