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进何以被套牢
文 | 赵炎
失陷高唐州，是柴进的人生节点。起因并不复杂，一个普通的地产纠纷而已，之所以演变成故意杀人案，直至沦为一场战争的导火索，个别研究水浒的专家认为是缘于宋江与吴用的高级黑，问题是，专家的话能信吗？愚以为，柴进最终被套牢，完全是自作孽式的“三不知”所致。
一
柴进何许人？据说是五代柴周后裔，因祖上禅让有功，宋太祖特赐“丹书铁劵”以为庇佑。至于是否有这个物件，不重要，因为丝毫不影响柴家人在有宋一代“是有背景的”这一客观事实。
比如杨六郎之妻柴氏，史书上没说她是郡主，但杨家乃山西望族，杨业又是太宗麾下爱将，六郎身为长子，其岳家焉是泛泛之辈？柴氏很可能就是柴荣之近亲。《说岳全传》里还有“枪挑小梁王”的故事，小梁王即柴桂，也是柴周后裔，其世袭藩王的封爵，十分抢眼。后者乃小说，未必靠谱，但历史小说对于一般政治伦理及官场游戏规则的遵循，还是值得称道的。
打死殷天锡者，黑旋风李逵也。
通常情况下，以柴进的身份地位，李逵这种轭下贱奴是无法攀附的。这无涉国民性，而是旧时代社会发育被阻遏所形成的正常阶层之属性，不以我们的认知为转移。然而，李逵恰恰就成了柴进的座上宾，让人大跌眼镜。
在小说中，黑旋风几乎就是搅屎棍的代名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儿，谁碰上谁倒霉。宋江曾亲口说李逵的价值：“若是上风放火，下风杀人，打家劫舍，冲州撞府，合用着你。”而到了小说第五十一回，吴用设计，让李逵杀了沧州知府的爱子，朱仝被逼，到处找李逵约架，柴进却主动（非宋江吴用等预谋）将李逵留在府上住了好多天，是不是“钱多人傻”？
古人云：智莫大于知人。柴进为何广泛施恩于江湖人士？图谋造反，他肯定是没那个气魄与胆识；出现某种隐忧，将来以为援手，倒是有可能。如果这样，那就是典型的“倒计时心态”了。但这种心态又是莫名的杞人忧天的，翻遍全书及相关史料，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朝廷要对柴家动手或动过手，他的痛感又是怎么形成的？就算未雨绸缪，为未来平安计，也应尽可能选择独立自存或依靠官绅圈子以及宗法社会的力量，而不应选择江湖人士，尤其是李逵这种搅屎棍。
事实证明，一个细节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
二
柴进无疑是一个“精致”的人，“生得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掩口髭须，三十四五年纪”。穿戴的行头更是讲究，不细说了，其叔叔柴皇城临死前也夸柴进说：“贤侄志气轩昂，不辱祖宗”。
柴进更是一个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我查了一下，从李逵住进柴府到他被关进监狱，“丹书铁券”这东西，他提了至少六次。
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干着与朝廷律法严重相悖的勾当，家中养着三五十个好汉，又肆意关照过往流配的犯人，扬言“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他也敢藏在屋里。这分明就是鼓励纵容百姓对朝廷的敌意；另一方面，遇到事儿又常常强调自己的体制身份，并以为依仗。
这事挺怪，如此明里暗里的“利益式”选边，也忒不把读者的智商当回事了。莫非他就是时下常说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此类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色厉内荏。
对弱势群体，他谱儿挺大，世俗而又老道。如小说中多次写道，一般犯人来投，柴进只赐一盘肉、一盘饼、一壶酒、一斗白米、十贯钱罢了，而高贵一些的如宋江、林冲等人，则要杀羊相待，大开酒宴，写书赠银，关注备细。宋江在武松身份花了不少钱，基本都是柴进买单，但柴进明知却不点破。
对强势群体，他却怂了尿了，摇尾乞怜。
殷天锡这种纨绔官亲，其实就是小混混，柴进居然称他为“直阁”，多么的低三下四啊，毫无节操！在宋代，馆阁学士才称“直阁”，他安能不知？殷天锡意欲强占柴皇城的花园子，甚至殴打柴皇城，也只是一个流氓无赖的无知复无畏罢了，能否得逞，恐还是未知数，他又何必像个龟孙子似的那么谦卑？
皇权时代的社会治理，行的基本上都是官府与士绅宗社的二维结构。官员欺压士绅的案例不是没有，但少之又少。柴家在高唐州（宋史称高唐县）就算不是贵族身份，那也是响当当的士绅。如果柴进走正常渠道，联系当地士绅向知府高廉说明情况，作为政府官员，高廉焉能不顾明面上的道义而袒护小舅子？他堂兄高俅比他官大吧，陷害林冲还安了个违法罪名呢。假设高廉枉法，柴进可以起诉到路一级政府，还可以如他所说直接去东京告御状，屡屡搬出丹书铁劵算怎么回事？只能说明他不是好汉，而是“有毒的罂粟花”。
三
我国古代早有“畏法不敢肆而得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的告诫。柴进却一边笑话李逵鲁莽，“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山寨横行”，一边又对殷天锡说：“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著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
这种思维方式很有趣，跟殷天锡以“知府的小舅子”身份胡作非为并无二致，都是无视法律的最明白无误和最精准的的检验。
所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龙子龙孙独能例外乎？
丹书铁劵，类似今天的荣誉称号和勋章，或能抵扣部分刑罚，但一般遇到死罪时才有效，如果是谋反罪，它仍然是废纸一张，根本不能成为自外于法的借口，更不是拿来吓人的。殷天锡不怕，或出乎他的无知；高廉认为是“抗拒官府”，于是刑讯逼供，坐实其指使之罪，其中有徇私报复的居心，但在程序上也还说得过去。因为你说有丹书铁劵，可是它在哪儿呢？你自辩说杀人者是“庄客李大”，可谁能证明不是你虚构的凶手或故意放跑的呢？作为执法者，若允许一个嫌犯公然自外于法，岂非是对其他罪犯的不公平？岂非自承暴政与政治堕落？
换个角度看，如果柴进不带李逵同往，以他的兔子德行，自不敢跟殷天锡来硬的，结果肯定是先退让，然后去告御状，当然不会找朋友帮忙，因为他的那些江湖朋友除了杀人闹事还会做什么？这个官司并不复杂，宋徽宗再昏庸，也不至于罔顾公理，最终官司肯定会赢。
所以，失陷高唐州是柴进自找的，他与李逵、殷天锡之流，犯的都是同样的毛病，即不通过自然正确的沟通、交换和协商来建立稳定契约或行为协调关系，也就是目无法纪，对国法纲常无丝毫敬畏之心。
难怪作者给他取外号叫小旋风，与黑旋风何其相似乃尔。
四
遇事儿不依法，还自外于法，如此自作孽，也就不值得同情了。最高兴的莫过于宋江吴用等人，正想辙呢，机会来了，遂攻打高唐，陷其谋叛，逼上梁山，顺带夺其财产，理由非常充分——救你出狱，还有错了？可怜一个繁荣稳定的高唐州瞬间化为齑粉，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至此，柴进曾经拥有的鲜亮身份、显赫地位和巨额财富，转眼飘散如烟；曾经那些莫名的失落失望所导致失掉的所有方向，在破方腊后终于发现，原来做个守法的普通公民，是多么正确的选择！
我们应该鄙视柴进的“三不知”：一不知如何守成，盲目投资，沦为带路党；二不知如何感恩，总以为自己被边缘化，以至产生莫名的焦虑与迷茫，发展成对朝廷的失望与绝望，沦为精分；三不知如何报效，食君之禄不分君忧，在沧州横行不法，为己攫一时之誉，却为朝廷留下一时之谤。
柴进所代表的“三不知”人群，在今日之中国，基数并不大，一小撮而已，他们也许会因为片刻的“荣耀”而得瑟，但大势所趋，被套牢的耻辱和眼泪，必将随之而来，都得由他们自己去承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