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何以梦碎鸳鸯楼
文 | 赵炎
读历史，我们或常有这样的纠结，为何在同一种皇权体制下，纵向会出现盛世与乱世，横向会出现清明与黑暗？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如果把人的问题喻为“道”（本质上就是），那么，《水浒传》用武松的亲身体验给出了答案：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
血溅鸳鸯楼，十九条人命的大案要案，其中不乏无辜罹难者，凶手正是老百姓广泛喜爱的打虎英雄武松。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武松为何自绝于主流社会？找出其中的因，令人不敢生快意之感，倒不免怀抱悲悯。
一
武松这个小伙子其实不错，为人处事也还是有底线的，恪守伦理道德，敬畏律法规范，起码在刺配孟州之前，未见他有不满社会的言行。
早年在清河县老家打架斗殴，失手将人打晕，以为出了人命，就溜到柴进府上藏了一年多，此所谓畏法。遇到宋江，得知没事，又归心似箭，此所谓亲情之羁绊。一个人畏法，即意味着知法重法，而后能守法；一个人不忘亲情，即意味着道德良心，而后能顾全公共利益及秩序也。
经此一事，武松长大了。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血性之刚，野性之勇，皆淋漓尽致；分赏银与猎户，粪土财帛，功盖一方，德化一时，尽随心随意。阳谷县令“爱其忠厚仁德”，遂聘为都头。从一个贫家子弟成为合同制刑警队长，武松犹在梦中。
谁说这个社会年轻人没有出路？命运不是放弃，而是努力；命运不是运气，而是选择。人的“道”，不取决于“道”以外的任何因素。对社会的抱怨，对体制的不满，都是懦弱的盲目的从众之举。
作为都头，亲哥哥的惨死，他痛不欲生，然并未丧失理智、公报私仇。先是“引何九叔，郓哥到县府告状”，因“知县得了西门庆贿赂，把武松驳了回来”。不得已，才动用暴力，杀了西门庆、潘金莲，然后又押着王婆，提着两颗人头，迳投县里自首。一个守法青年的形象栩栩如生，很显然，他的价值观未出现艰苦重建过程，他本质如此。
当其时，知县收了贿赂，倒也没有黑白颠倒，一来武松的工作很出色，二来颇得人心，三来凶杀案的判决归上级州府，于是依据客观事实申解公文，将案子移交给了东平府。东平知府陈文昭是个清官，见武松有自首情节，案子亦事出有因，就把卷宗改轻，判了个刺配孟州。
二
宋代的刺配，其实就是充军，变相的扩充兵员。于武松而言，倒也不全是坏事，将来驰骋疆场，马革裹尸，未尝不快意人生。只要改变观念，淡定待之，必能最终改变命运。他的这个想法，在对待押送他的两个差役时有所体现。菜园子张青想做掉差役，劝武松落草二龙山，但武松不肯，潜意识里还是想做守法的良民。一直到孟州府衙监狱，他还在固守。后来本打算越狱的，当施恩说“叶孔目”在外周全，他便“放了那片心”。
然而孟州府毕竟不是东平府。我就纳闷了，同在大宋蓝天下，两地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阳谷令虽然贪腐，但并不残酷、野蛮、搜刮民膏民脂到贪得无厌的地步，这跟东平府的陈文昭对辖区各县的有效治理有一定关联。孟州府的黑暗就令人咋舌了，施恩仰仗其父的势力，成立黑团伙，欺行霸市，收取黑金；蒋门神则仰仗张团练的庇护，复与施恩争夺，来了个黑吃黑。其后又牵扯到张都监、知府等高层，整个孟州府似乎人人都是书写罪恶而升空的”财富黑鸟”，而腐败罪恶之源，正是包括施恩之父在内的官员们的集体无道。
武松亲历其中，体验深刻。
在东平府，他是外乡人，却能靠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命运，尽管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无能为力，但他没有轻言放弃，仍然寄希望于官府给予出路。事实上，东平府确乎给了他出路，刺配孟州，反而离首都开封越来越近了，只要他努力争取，未必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在孟州府，他确实也努力过。
回报施恩的招待，他参与了黑帮较量，足见他善于把握机会，也创造了相对优渥的生存环境；面对张都监的“恩遇”，他感激莫名，决意报效。如果不是因为这原本就是个圈套，那么打虎英雄在孟州委实是可以安身立命的。然而无论他怎么争取，孟州上下均未给他出路，再次刺配恩州（广南偏远之地）牢城，张都监等人还是不打算放过他，这不是逼哑巴说话吗？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官员有“道”，则即便制度有瑕疵，还可以进一步健全修正；若夫官员无“道”，即便制度完美无缺，也无济于事。
三
退一步讲，如果飞云浦事件不发生，武松还会制造鸳鸯楼血案吗？肯定不会。决定今天的不是今天，而是昨天对人生的态度。按照武松的品性，或者说，按照武松原先的良民梦，只要给他出路，他绝不会公然反官府。
去数千里外的恩州，与在孟州，性质上一致，都是充军，到哪儿不是一样？凭他的打虎英雄之名、原刑警队长身份，以及一身的好武艺，到了恩州也吃不了亏，还是会有一番作为的。这一点，武松充满自信。
皇权时代，常有大赦，此机会一也；广南乃少数民族聚居地，多有叛乱，当地厢军为平叛主力，此机会二也；路、州府首长出于利益考量，须培植得力亲信，此机会三也，青面兽杨志就是先例。只要给出路，武松必有出路。
他不是一个没有底线与原则的人，有些责任如快活林争霸，他必须承担；有些伤痛如误入圈套，他必须承受；有些情绪如屈打成招后的愤怒，他必须克制。人的一生不可能平坦如意，想做一个良民，一个有为的青年，宽广的胸怀、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怕是一个也不能少。所以，康节级、叶孔目等人是具有前瞻眼光的，而张都监等人的赶尽杀绝，显然短视。
血溅鸳鸯楼，武松走向反叛，非术（体制）之罪也，而是人为因素。看似他滥杀无辜，根子却是孟州府上下官员及其培植的爪牙们日益丰盈的钱袋子使然，他们长袖善舞，借利益勾连“如虎添翼”，显现出贪官污吏们一贯的“劣根性”，即采取一切手段，让反对者的声音乃至肉体消失。“公平”、“正义”只是他们欺世盗名的幌子，只要涉及他们的利益，他们会和所有问题官员一样，不择手段地扼杀一切不利于他们的人和事儿。多行不义必自毙，人在做天在看！
十九条人命的悲剧，残酷到毫无底线了。可是，武松在作案过程中心智始终清醒，不能不说他的生存状况确实被降到了纯粹的现实层面。不反抗，他走不过飞云浦；杀了差役逃亡，则永远背负逃犯之枷锁，见不了阳光，而那些始造俑者却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遥想自己努力了好多年，一朝看清了这黑暗的孟州和官员们丑恶的嘴脸，理顺了以前打不开的纠结，他的梦被现实压得粉碎。事情到了这一步，再不勇敢面对，没有人替你坚强；再谈是否符合基本的法理人伦，那就是迂腐。于是，他豁出去了，举起屠刀，替天行“道”。
四
武松蜕变之轨迹，鸳鸯楼是个坎儿，经此梦碎，再无良民之奢求，其后反对招安、甚至拒绝朝廷封赏，均源于此。由于人为的因素，社会少了一位有用的人才，江湖多了一位漂泊的行者，教训深刻矣！
孟子云：“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说的都是官员如何施政与教化百姓，而不是制度设计，可见人的问题才是根本问题。武松曾经是守法青年，亦服从官府，说明东平府所代表的各级政府的施政与教化值得圈点。官员清廉，善待百姓，秉公执法，即仁政或王道，也许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可以追求尽善尽美，百姓拥戴，会给时间。所以，有道无术，术尚可求。反观孟州府，无德者执政，践踏法度，何谈善政与善教？民畏之却恨之，鸳鸯楼血案，正是恨的结果，百姓不给时间。所以，有术无道，止于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