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巧云如何“被策划”
赵炎 | 文
潘巧云的故事发生在蓟州，也就是今天的天津蓟县，有宋一代先是契丹的辖区，后归了女真，宋徽宗宣和年间曾短暂管理该地，改名“广川郡”。好了，在一个胡化百余年的地方，潘巧云寡妇改嫁、红杏出墙，又算得什么？大宋的皇帝老儿还出去跟妓女鬼混呢！此无辜一也。
从危害性来看，潘金莲身上有命案，阎婆惜敲诈宋江，贾氏则是叛夫，与她们相比，潘巧云的危害性显然是最轻的。她不过是喜欢上了一个“唱的一口好梵音”的和尚。所谓声色犬马，移人性情者，美声犹在美色之上，如今的闺阁女子，谁不喜欢流行歌手？潘巧云是出轨了，本质上她对不起本夫杨雄，可她并没打算谋害杨雄，唯一追求的，也只是聊解闺房寂寞而已。她原本就不是贞洁烈女，杨雄能娶她，说明杨雄有度量，不在乎这些。此无辜二也。
潘巧云大致上属于那种不太聪明也不太傻的女人，她不认为出轨是丢人的，显得有些“不太聪明”；她也会做一些预防性措施，显得又“不太傻”。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习惯上被人们叫做生活的智慧。如果不是被揭穿，抑或给她机会悔过，这事儿也许不算个事儿，潘巧云还真可以称为智慧的女人。然而，有个比她更聪明也比她更傻的石秀，却坏了她的好事儿。此无辜三也。
我们知道，对一个人或社会的不满情绪，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当累积到足以影响到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影响到了道德规则和法律条文的修改时，才有爆发的可能。
潘巧云出轨，既非以权谋色，亦非以色谋权或谋财，影响了谁？她不是体制人，放在今天，充其量也就是茶余饭后的笑谈，不存在引发不满，更不存在逐步积累的过程（本夫除外），毫无爆点。可见石秀之举，乏善可陈。
石秀与杨雄的关系，有施恩与报恩的意思，也有互相依赖的意思，结为“异性兄弟”，是依赖关系的固化。然以江湖规则而言，“恩”与“义”却是并列而不可分的。遗憾的是，石秀之于杨雄，在“义”的层面保持了理性，在“恩”的层面却错位了，唯其错位，才出现了悲剧。
潘巧云红杏出墙肯定不对，“通奸”两个字古今中外都不是好词儿，既事关面子，又涉及里子。她若能悔改，其夫在不丢面子的前提下，也许会包容她、原谅她，以杨雄的窝囊与没主见，完全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她不巧怀了海和尚的种，血缘上的混乱将会使老杨家的“里子”永远沾上一块抹不去的污点，后遗症很多。杨雄似乎缺乏“延嗣”认知，他在乎的只是面子；石秀的错位，似乎也不是为了杨雄的“延嗣”考虑，而是从施恩者变成了报恩者，报杨雄的收留之恩、结义之情。他这一错位不要紧，恰恰是严重戳伤了杨雄的面子，引起了一场影响巨大的家庭惨烈变故。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对吧，譬如某个人无意间见到好朋友之妻红杏出墙，心理上矛盾是难免的，若将真相告诉朋友，朋友因此闹离婚咋办？假如隐瞒不报，岂不是对不住朋友？石秀似乎一点也没有矛盾过，他选择了义气，却忘记了自己不过是个施恩的外人。以不争对纷争，以不变应万变，看守好门户，控制住局面，才是他该做的，而不是首发者、参与者。即便杨雄自己发现了，作为朋友加兄弟，他还可以做一个安慰者、调处者。
宁拆一座庙，不拆一门亲。中国的历史说到底是一部追求稳定和平的历史，乱世求太平，盛世求稳定，而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历朝历代的道德法律无不以此为形成之纲要，为民众言行之规范，可谓慎之又慎。一个男人或女人被曝光“通奸”，导致一个家庭被拆散，违和的不仅仅是夫妻二人，还可能使相关的数代亲属蒙受羞辱与不幸，比如此案中的潘公（潘巧云父亲），在女儿惨死、女婿遁逃之后，晚景之凄凉，可想而知。
潘巧云是可以不死的，如果理性化能在当时的社会洒下光辉的话。我们总是说“道德是感性的、非技术化的规则，而法律则是技术化的、非人格化的一种规则，前者温暖，后者冰冷”。然而对潘巧云来说，我想，她或许更希望面对冰冷的法律吧，或是得到一纸休书，或是闹上公堂。
如果杨雄写了休书，潘巧云跳出婚姻围城，年轻貌美的她不愁不能第三次坐上花轿。休书就不表了，反正也是当时婚姻法的一种形式，单说她若是接受法律的惩处，该是怎样的情形。宋代对“非官字号”的通奸，通常是奸夫杖60，女子充军。这个处罚条款，针对的是下层人家的女人，没有丈夫的女人，或丈夫不愿让她回家的女人。也就是说，必须是杨雄先休了妻子再告发，潘巧云才会被充军；如果是其他人告发，只要杨雄没写休书或者明确表示不放弃潘巧云，那么，潘巧云就没事，他们夫妻最多离开蓟州，却不会受到任何处罚。
事实上是不会出现告发的，原因在多个方面。首先，宋代地方官不太愿意受理通奸案件，除了家属有告发的例子，外人很少蹚这个浑水；其次，杨雄在蓟州当监狱长兼行刑人，街坊邻居一般也不敢惹他；第三，石秀等江湖人喜欢“私了”，他们心中没什么公堂概念，杨雄个人更不会告，他如果第一个发现妻子出轨，掩盖隐瞒证据还忙不赢呢，绝不会晒自己的绿帽子。
作为一个司法警察，杨雄跟石秀一样，毫无法制观念。石秀初次告诉他细节时，他顾及面子而“大怒”，将信将疑更多一些，否则绝不会泄密；当石秀杀了奸夫与把风的，他终于相信了，又去找石秀拿主意，石秀于是如此这般的做了策划，也提到了“休书”，然而到了翠屏山，杨雄却将“休书”全然忘记，激愤之下，开始施展他刽子手的技术，由此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是多么的感性而冷酷，也由此折射出法律这种形式理性化的规则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温暖！
石秀的策划，是潘巧云的直接死因。我为何说他是策划呢？局外人做了狗拿耗子的事，是一个原因，主要还不在这，而是在翠屏山对质这件事上。奸夫都杀了，杨雄都信了，作为哥们兄弟，就该劝杨雄要么休妻，要么好好过日子，还有必要对质吗？人家杨雄不要脸蛋子么？故意的嫌疑颇大；对质过后，潘巧云也认错了，并求他说句好话，他既不吱声，也不走开。他若劝几句，或者走得远远的，杨雄未必狠得下心来杀妻，又是一个故意。故意而为之，不是策划是什么？
你说他闲得蛋疼也不尽然，仔细读读他的身世就会发现，他并不是对潘巧云与和尚通奸这个事情本身的不满，而是一种对一直以来的现实不满的发酵和反抗——拥有一身好本事，却流落他乡，靠卖柴为生，社会对他何其不公！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兄长的帽子又绿了，他有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长期的流浪，养成了靠拳头说话的性格，政府、法律等公器反倒成了边缘，他更关注个体的特殊性，即他和杨雄的交情，至于其他人的生死与他毫不相干。这种纯情感因素的“诗性正义”，居然成了历史评话的主角，真是一种吊诡！
所谓大言希声，大象希形，翠屏山凶杀案，虽是策划的偶发事件，却不是一个特例，足以成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及历史的缩影，并镜鉴之。如果法治上了轨道，人人循法守法，在道德规范上遵循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或规律，社会因此变得正常而健康，那么，潘巧云不会死，杨雄与石秀也不会“逼上梁山”，说明长期的社会问题被积攒到一定程度，才会在一个偶发事件上爆发并严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