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九江市，在东晋到元末的千年间一直叫江州，白居易有“江州司马青衫湿”之句，非常有名。《水浒传》里宋江也曾刺配江州牢城，酒壮怂人胆，浔阳楼题反诗，其人生出现逆转。现如今浔阳楼依然屹立如故，作为九江的人文景观之一，去看看倒是无妨，当宋江真的来过，那就输了，好像“西门庆故里”、“孙悟空老家”一样，玩的都是噱头，抢你眼球赚你银子罢了。不过，同为虚构，著名“反派”黄文炳，倒是值得去凭吊一番，探寻其人其事的言行得失，或能折射一下时代情怀，唤醒诸位之忧思。

一

小说38回到40回，有详细叙述，我将其概括为“黄文炳死磕宋公明”。死磕这个词，近些年名声不太好，但是作为一种舍我其谁、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其凛然之气、慷慨悲歌，不容抹杀。

黄文炳，在闲通判，作者破天荒地为他设计了一顶帽子，“阿谀谄佞，心地褊窄，嫉贤妒能……无为军都叫他黄蜂刺”。为何说“破天荒”呢?因为这种设计几乎独一无二。

舞文弄墨者大多讲究一个原则，即论点需要论据支撑，如果缺乏依据，再冠冕堂皇的结论，也是造谣无疑。譬如司马迁写《史记》，每个章节叙毕，后面都有类似跋的“太史公曰”，扣帽子不少，棒喝的也不少，然而后人还是常以为圭臬，何故?有理有据是也!这个原则，施耐庵也懂，写高衙内之坏，潘巧云之淫，都列举了大量事实和细节，独黄文炳例外，令人生疑。大家掩卷想想，除了结交蔡九，死磕宋江，黄文炳还害过谁?嫉妒过谁?谄媚过谁?因此，这顶帽子可归类为作者自己的道德评价，不具实际意义。

黄文炳的死磕精神，据原著，可提炼三点：一是用事实说话。如宋江的反诗，京城传来的童谣，“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等等，有铁证，有印证，亦有文化习俗之因循，非常理性客观;二是对症下药，澄清事实。如宋江装疯卖傻，企图蒙混过关，黄文炳问管营差拨，“这人来时不见有疯病”，得出“近日疯，必是诈疯”的结论，通过刑讯，顺利拿了口供;第三是坚定践行核心价值。如梁山众人攻入无为军，黄文炳不逃不躲，“急却回家看觑!”此谓齐家之仁孝;被抓后不求生，“只求早死”，此谓死社稷之忠勇;被凌炙烤肉，开膛破肚，始终一声不吭，此坚韧无畏，鬼神亦泣其壮烈!梁山那些自诩好汉者，宁不羞乎?

在生与死的叹息间，我们不由“切问而近思”，黄文炳为何如此执着?他一离职的小官，在体制内不得志，在社会上也常被舆论诋毁，宋江造反，朝廷兴衰，百姓受苦，这些与他何干?答案就在文天祥的这句话里：“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一如现在的“自干五”群体，他们不怕诋毁，不拘得失，不偏不倚，不感情用事，唯死磕一切歪理邪说，只希望国家好，社会正，百姓无虞。

二

当然，黄文炳本质上不能算“自干五”。

《宋史》载：“无为军，同下州。太平兴国三年，以庐州巢县无为镇建为军，以巢、庐江二县来属。”辖两个县，确乎小得可怜，黄文炳选择这样的“野去处”落脚，而不是选择通衢大省，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他哥哥住在这儿，二是对官场心灰意懒了。后来之所以萌生再度出山的念头，是因为蔡京卖官鬻爵，人所共知，找蔡九搭桥牵线，作为一个寒窗苦读，做了官又下课的人，走关系投门子起复，重新做官，应是一种合理的期望和追求。

宋代官员的“在闲”，相当于离职，倒未必是罢官，缘起于“祠禄制度”。真宗时，宰相王旦退休，“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享受半俸，祠禄自此始”。朱熹在《与刘子澄》信中说：“老兄归来无事，又得祠禄添助俸余，无复衣食之累。杜门读书，有足乐者。”陆游《山间杂咏》亦云：“祠禄留人未挂冠，山园三亩着身宽。”

黄文炳乃通判，州府级的副职，恰好位列中层，如果没有具体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不可能被无端挂冠罢免的。“在闲”，表示品级犹在，俸禄犹在，这从其与知府的交往应酬中也能得到证明。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迳入来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执事人献茶。直呼官爵，引为心腹，自称下官，礼遇有加，均说明黄仍在体制内，不属于“自带干粮”。

但在价值上，黄文炳与“自干五”仍然是共通的，看似事不关己，而能主动请缨，正如宋江所责问的那样：“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雠，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雠，你如何定要谋我!”且不说这种责问是否合乎逻辑，其实傻子都知道，一层要破的蛋壳，一张随时会捅破的纸而已，不值一驳。

黄文炳所做的，恰恰区别于鸵鸟思维与价值盲从，体现了“匹夫有责”的正能量，对当下社会发展，有积极的价值催化和唤醒功效。

三

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黄文炳焉不知死磕宋江及其梁山的后果?但他依然自信着、谋划着、应对着，这不仅体现了价值自信、文化自信，更体现了他对现政权控驭力的自信。然而，他很不幸，“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被杀”，几乎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奢华与悲歌。而此悲剧之形成根源，为我们带来的深层次思考，何其振聋发聩!指责梁山众人嗜血，当然理由充分，然则江州府、无为军这些地方政府的腐败无能、昏聩无知，难道不该承担责任?

戴宗被枷，“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但事情明摆着，黄文炳直言：“眼见得这人也结交梁山泊，通同造意，谋叛为党，若不早除，必为后患。”蔡九也心知肚明：“自古‘谋逆之人，决不待时。’斩了宋江，戴宗，免致后患。”可是主审官黄孔目，拿黄道吉日说事，楞是拖到五日后执行。地方官的这种经验主义，投机味儿浓郁，投“老天爷”所好，根子在于不学习，信仰敌不过鬼神，以至政治敏感性差，缺乏观察力、思考力和判断力，临事就选择危险系数低的鸵鸟立场，而不敢坚持原则，这其实是对社会正义的最大伤害。

江州府有多无能?五百士兵维持不了法场治安，“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如果有应急预案，何至如此被动?法场被劫也还罢了，“城里有五七千军马”，大不了再行搜捕，可是这些兵毫无战斗力，一触即溃，溃不成军。可笑那个无为军，江防要塞，军管单位，对岸打得“军横野烂，血染江红”，它却毫无动静，既没有增援，亦没有宵禁，浑似局外人一般，梁山众人夜里到此一游、杀人放火，连个盘查的也没看到，一路绿灯。

黄文炳在江州府与蔡九议事，安全没有问题，他顾及家庭，要回去，安全就存在问题了。蔡九知府只是“忙叫开城门，差一只官船相送”，他为何不加以劝说阻拦?为何不采取保护措施?正规军都打不过的主儿，派只官船顶个屁用。平日里为了政绩当人家是上宾，百般笼络，言听计从，一旦出事儿了，一推六二五，不敢担当，跟落井下石何异?不论“自干五”还是在职与否、敢于任事的体制内人士，政府都应该积极的站出来力挺与保护，而不是按兵不动。如果当领导的只关心自己的位子和帽子，只想着舒舒服服的做太平官，除了自己，其他的都可以不管不问，那么，谁还会“为求是而说话，为真理而说话，为爱国而说话”?真的到了那个时候，那些看起来很美的舶来之价值理论，必将井喷。黄文炳的悲剧，其价值唤醒，其悲剧意义，或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