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此处的“天下式”，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可为天下之楷模或范儿，如果延伸及政治，亦可理解为统御治理之策略或法式。《三国演义》21回的“青梅煮酒”，改变的或许就是后者。所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曹刘交好，乱未必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可能落到实处，维持汉庭表面上的平衡与一统，反之，则必须做出调整。

一

煮酒论英雄，之所以为后人津津乐道，是因为风雅与豪迈并举，诡谲与坦然共存。你瞧，小酒喝着、小天聊着、小牛吹着，传杯递盏、逸兴横飞的同时，小心脏也崩溃着，虽不如鸿门宴一波三折、刀光剑影，却也咄咄逼人。当然这不能怪刘备，人家参与“衣带诏”之后，在家种菜，知道见不得光，所以韬晦。我个人毫不怀疑他为汉献帝当烈士的那份心，也理解韬晦之必要，但他显然曲解了曹操删繁留简、去伪存真的诉求和论英雄的本意。

曹操的诉求是什么?希望刘备帮他。

这种幻想于曹操一直存在。

诸镇讨董卓，他念及刘备破黄巾之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礼遇;报父仇打徐州，刘备写信调解，话很难听，“愿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后私仇;撤徐州之兵，以救国难”。曹操气得大骂，然而吕布夺徐州之后，他仍然不计前嫌地接纳刘备，还说：“玄德与吾，兄弟也!”也正是因为有了刘备的帮助，很快消灭吕布，打残了袁术。那几年，曹刘之间处于蜜月期，所以将刘备推荐给汉献帝，为其争取到更多的政治资本。

青梅煮酒后，刘备请缨截击袁术，乘机溜号，许褚奉命追回，刘备自然不肯，许褚就寻思：“丞相与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来厮杀，只得将他言语回覆，另候裁夺便了。”面对程昱、郭嘉等人的质疑，曹操坚持己见：“料玄德未必敢心变。况我既遣之，何可复悔?”

实事求是地说，曹操未必愿意和刘备分享成功，笼络利用之的心思却是明显的，好比酒徒见佳酿、老饕闻肉香，刘备的长处，怎肯舍却?如此一来，得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之论，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再联系“许田围猎”的试探效果以及曹操前后的言行，可以得出三点：一、王霸之念，不过是画饼之意、望梅之思而已，废帝自立，不太现实，因此，“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却不能比拟帝王;二、使君与操，同为英雄，希望穿一条裤子，为复兴汉室做点事;三、提倡乘时变化，而不是逆时而动，所以评价英雄多着眼于才智品性，独已然称帝的袁术，曹操用了“早晚必擒之”的话。这三点足以证明曹操的诉求在于维持现状，其政治理念在于“治未乱”，而不是“治已乱”，并期待刘备能发挥作用。

二

说曹操意在做周公，固属陈词滥调。构陷太尉杨彪的时候，孔融说：“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得已，乃免彪官，放归田里。潜意识里，他的自我定位，正是周公;然则青梅煮酒之后，这个定位改了，尽管他嘴上还这么说，心里怕是未必，促成这一改变的，也是刘备。

如不是青梅煮酒相逼，刘备短时间内不会离开许都。比如西凉太守马腾，边报催了一次又一次，人家就是不走，因为刚刚参加衣带诏小团伙，使命压倒一切，不能走，走了对不起皇帝。后来见刘备已去，边报又急，他才回凉州。刘备也是马腾的同志，曹操见面就吓人家：“在家做得好大事!”刘备面如土色，换了我也得赶紧跑路。另外，曹操理解的英雄，“能大能小，能升能隐”，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一体的，志向高远，似与野心无涉;而刘备明显夹带私货，心中有鬼，不敢直面，“巧借闻雷来掩饰”，又是一怕。

安全第一，三十六计走为上。刘备跑路时的那份神速，令人可敬可佩，足见大才。汉献帝的眼泪，装着没瞧见，董承十里来送，他也只是随口安慰几句耐心等待。关、张询问原因，他只命关、张催朱灵、路昭军马速行。离开许都，痛打袁术，刘备没辱使命，但也没打算再回去了，将曹操的两个大将遣返，军队和粮草占为己有，随后杀了徐州主官车胄，自己做老大。

曹操对刘备的幻想，至此破灭，“操怒，欲斩二人(朱灵、路昭)”。曹操的努力，对刘备来说，似乎只是过眼烟云，这或许更能反映曹操的问题，而不是刘备的问题。许多年来，他一直天真的希望能影响、归化并利用刘备，这种破灭也许标志着其“治已乱”之策掀开了新篇章。

建安四年之前，虽然也还是诸侯割据的局面，但除了袁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力似穹庐，圆转广被，诸侯们实在无可躲闪，基本是听话的，牛掰如小霸王孙策等人，曹操去封信，指哪打哪。如果袁术不闹独立，正面冲突并非曹操的行事方式，“发发邮件，打打电话”，大家遵照执行，缴赋纳税，履行国家义务，多好啊!谁乐见民居成废墟，万里尸山，血流成河呢?这并不是说曹操多么多么智慧，多么多么仁义，而是传统的和平文化因子所决定的。然而刘备率先撕破脸皮，曹操随即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三

为求自保，刘备有意相间，请出了一代名士郑玄，催生出那篇著名的檄文，导致当时最强大的两个阵营，矛盾不可调和，终于兵戎相见于官渡，乱局始成，显然，这与曹操在青梅煮酒时表达的政治理念是南辕北辙的。

《黄帝内经》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治未乱”，讲究防患于未然，所谓“善治者治皮毛”，得其主干、舍其旁枝即可，急不得。可是袁绍举武扬威，美其名曰“并匡社稷”，其政治误判，相当可笑，从互相对立的几个谋士的辩论来看，就大异其趣。

既然刘备挑唆袁绍，倒行逆施，那么曹操也只能“胡作非为”一下，不打是孙子。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渊停岳峙，气势非凡。

青梅煮酒之后，曹操确乎变了许多。

刘岱、王忠打徐州，本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曹操也知道他俩不行，吃了败仗后，曹操却怒骂：“辱国之徒，留你何用!”喝令左右推出斩之。祢衡是孔融推荐，皇帝也认可，曹操接见人家，却不让坐，安排无序且失礼，招致击鼓骂曹。这与他一贯重才爱士、不拘小节的性格完全不同，再加上衣带诏案件的发生，当真内忧外患了，乱世用重典，未加深思，迳自而行。“欲废却献帝，更择有德者立之”，杀怀孕五月的董贵妃，禁外戚宗室入宫等等，均为去内忧，而官渡之战后的积极征讨，则是去外患，“渴而穿井”，那也顾不得了。

刘备如不离开许都，这种情形大概不会发生，今天领会“刘郎才气”，或是另一种光景。小小谋逆案，不足为患，曹操可以宽恕刘备一次，也能宽恕两次，未必就杀了他。不诚无物，无信不立，这个道理，曹操是懂的，在政治上，在社会中，如果没有诚信，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假以时日，双方建立互信，知心亦知味，风雨同舟，共赴时艰，打破割据僵局，重塑中央威权，也不是没可能。

历史不会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百姓对于论英雄之类雅事一般也不会喜欢，他们在乎的，唯冀当局善于“治未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