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去看草台班子唱戏，每每看到红脸出场，用手将垂胸的长须一甩，虎眼一盯，铿铿锵锵唱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此时便全身热血沸腾起来。待到红脸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气晕皇帝夺回正义时，心里爽得大声叫好。随着年龄增长，又多看了几本闲书，我对一直屹立在心目中的红脸，竟有些怀疑起来。

大家都知道魏征是位敢于“直谏”的大臣，李世民是位好领导，对于魏征的冒犯顶撞并不计较，反而拿魏征当铜镜用，常常对着这面镜子，像当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的一样，“照镜子，整衣冠”，效果还“征（真）不一样”。李世民对魏征喜爱有加，魏征理所当然地官越做越大。

在魏征与李世民之间，似乎魏征占据着更多的选择权与主动权。魏征为何能这样牛？细细想来，只因他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事实上，历史上那些忠臣直士，包括魏征这样的“良臣”，他们之所以敢于直谏甚至死谏，除了骨子里有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气概外，他们内心或多或少还有一种道德优越感，甚至他们的忠直还常常绑架了道义。因为只要皇帝不听他们直谏或是因此降罪他们，皇上就成了万夫所指的昏君，而直谏之人却因勇猛刚烈捞足名望。有了这样的名望，在生前是一笔丰厚的政治资本，可凭此叱咤政坛；于死后则是一笔传世千古的道德资本，倘若幸遇明君，还可凭此荫泽子孙。因此，无论最终成为良臣还是忠臣，敢于犯上直谏者都会成为“赢家”。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一些臣子甚至顶着“直谏”的高帽，常常有事无事寻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找皇帝的岔子。三国时魏人杨阜，因打马超有功，被封为关内候。到魏明帝时，他又升了。杨阜是那种敢“抗疏”之人，他常常上书，对魏明帝的政令提出不同意见。上面收到这些意见后，大多看完就扔到一边了。杨阜为此很生气，提出辞官，但没被批准。杨阜越发觉得自己还是有分量的，便进一步鸡蛋里挑骨头。有次魏明帝穿着随便了点，杨阜就不客气地当面指责他不成体统，魏明帝非常郁闷地回去将衣服换了。过了不久，魏明帝最疼爱的女儿死了，他心痛万分，提出要为女儿送葬。杨阜又跳起来反对，说先王和太后去世时您都没去送葬，女儿死了反而去送葬，这哪里合礼数？杨阜说的虽然有道理，但他这种不体会对方心情的直谏，让魏明帝很是感冒。魏明帝没有听杨阜的，将他凉在一边，照样去给女儿送葬了。杨阜被弄得灰头土脸的，自此消沉了许久。

凭心而论，皇帝也是人，他们有着普通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同样也需要普通人一样的尊严。那些所谓的忠臣直士倘若真心提意见，犯得着非要当面顶撞，让皇帝下不了台吗？与杨阜同为曹魏时期的名臣陈群，他给主子提意见时就非常注意策略方法。《三国志· 魏书二十二· 陈群传》记载说：“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谓群于是乎长者矣。”同样是提意见，陈群悄悄地进行，上疏数十道却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样的人，自然更令人敬重。

逆拂龙鳞，舍命直谏，精神自然可贵，勇气更是可嘉。撇开这些直士的个性与直谏策略暂且不论，倘若他们是挟裹道义而为，而在绑架的道义里又隐匿着私欲，这样的忠臣，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