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勇“患病”，谁该“吃药”？
本刊记者 刘念国／整理
意外被查出白血病
2002年，意外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的陆勇“心沉到了海底”。
家住江苏省无锡市的陆勇时年34岁，是一家外贸企业的负责人，家境较殷实。
医生推荐陆勇服用瑞士诺华生产的药品“格列卫”，一个月为一个疗程，需花费2.35万元，而且是要终身服用。
转机出现在2004年，那时，陆勇已经为“格列卫”花去60万元。
当年6月，陆勇在网上看到韩国一篇讲述慢粒白血病人治疗的文章，说韩国的患者在印度买到了“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只有原版药的1/8，折合人民币不到4000元一个疗程。
2004年9月，陆勇托人买了一盒带回无锡，换药数月后，各项指标均正常。
每个月都有病友去世
陆勇把好消息告诉了QQ病友群的成员——在他2004年建的这个病友群里，100个人中只有他和一个杭州病友吃得起正版的“格列卫”。
陆勇回忆，2004年左右，QQ群里“每个月都有一两个病友的灯灭了（病死了）”，有国企员工，有街头小贩，也有公务员。
印度仿制药的消息让很多患者点燃了生的希望，陆勇决定帮病友打通这条救命之路，他用传真与印度厂家联系，获悉如果直接从药厂买，一个疗程只要人民币3000元。
但是，个人跨境购买药品非常复杂。陆勇常年做外贸生意，英语很好，但也颇费周折。陆勇便将购买方法告诉了病友，并做了一个模板，让大家打印后如法炮制。
有些人买到这种药觉得效果好后，就告诉周边的病友。陆勇的名气直线上升，原来的一个QQ病友群发展到了5个群，加起来有几千人。
大量的中国患者购药，让印度厂家看到了商机。由于海淘印度仿制药的方式很麻烦，2011年，印度公司派人到中国开立一些银行账户，方便中国白血病人汇款，但因为网银的安全问题，银行卡经常需要升级，印度那边需要经常派人到中国开户行来处理，也很麻烦。印度公司便提出，能不能借用中国病人的个人账户来转款？
云南两个病友提出可以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来帮忙，印度药厂则每个月给这两个病友提供免费药物。可时间一长，那两个病友担心交易额度太大，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和麻烦，拒绝继续为大家提供账户。这一下，很多人面临“断炊”的危险。
因“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因为陆勇是国内最早跟他们联系的病人，印度药厂就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收款账户。
陆勇称，从2012年开始，他在一家网店上花500元购买了三张信用卡，选择了其中一张可以激活的卡，为网友转账代购药物。
此举让陆勇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沅江市公安局政委曾华称，2013年8月下旬，沅江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在例行网络巡查时，发现一个从事银联卡买卖的网站，专门从事银行卡、手机卡、身份证贩卖活动。获知这一线索后，沅江市公安局迅速向上级汇报，此案后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
专案组成员曹佩田说，陆勇的案情就是在那时被他们发现：一是陆勇非法购买了3张卡，二是卡上的现金流转额非常大。对于陆勇辩称是为了帮助病友购药之说，曹佩田觉得动机不会如此简单，他理由是，如果受托帮忙，一般只需要大概记录下经过即可。但他们发现，陆勇电脑数据中，每笔来往的账目过程、金额数字都非常清晰，怀疑可能是“提成结算之用”。但陆勇称：病友往卡上打钱，印度公司收款，自己没有赚取任何差价。
2014年7月，陆勇被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案由为“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随后，陆勇被取保候审。
2015年1月10日晚，陆勇和病友从无锡飞抵北京，本打算接受媒体的采访，结果陆勇在机场被北京警方抓获。
沅江市公安局政工科负责人就此表示，陆勇之所以被网上追逃（抓获），是因为法院要审理案件，公安机关才作出的决定。
情与法的困境
陆勇的被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600多名白血病患者曾联名向检察机关写信，认为陆勇因“好心”涉罪，请求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湖南慢粒白血病患者胡女士说，陆勇被捕后，很多人就断药了，因为他们找不到正常的渠道去买，而且印度全是用英文沟通，他们沟通有困难。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李健指出，廉价的印度版“格列卫”并没有在中国药监部门注册，按照法律规定，没有注册的药物，就是“假药”。根据刑法修正案第八条：“只要有主观故意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 因此才出现本案的尴尬和争议。
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新增的第11条规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一直关注药品“特保”的律师罗秋林则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在操作中仍有不明之处，比如“少量”是以多少来计量？像陆勇这样的行为是否属于“危害不大”，甚至“有益”？
一边是知识产权对药品生产和销售的保护，一边是迫于经济压力购买廉价仿制药品的白血病患者，陆勇和众多慢粒白血病患者所遭遇的，正是司法与伦理的困境。
一面是岌岌可危的病人，一面是可以救命的低价药。毫无疑问，从现有法律体系来说，陆勇的行为的确构成了违法。但对于一批生命垂危的病人来说，这种选择（请陆勇代购）往往又是迫于无奈，必须为之的行为，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如何解决这个情与法的矛盾，是需要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共同思考的大问题。或许，近日《环球时报》记者与一位胃肠间质瘤患者的对话，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印度实行了强制专利许可：指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或为了公共利益，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所以印度的药厂可以进行仿制，印度的做法引起了西方药厂的极大不满，但是印度政府顶住了强大的压力，一一驳回了这些公司的诉讼，这一点都受到了联合国高官的点赞。（我们可以借鉴印度吗？）2008年底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也已经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可以给予强制许可。”“（我们国家）为什么不依托13亿人的巨大市场跟这些西方药厂去谈判？他们肯定会低头。另外，政府可以直接去采购药物，省去物流成本。”“我知道国家也有很多困难，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生病的人。可是，可是……如果有选择，让我生病去印度，死在印度吧……”
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啊！
设想一下，如果极端病患者，没有一个合法且合理的自救路径，势必会有更多人参考陆勇的做法。良法运转的目的，应该是遏制人的恶念。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陆勇式的二难选择，应该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加以疏导。
从这个意义上，陆勇式的法理困境，不仅仅是抛给法律的一个现实之问，也是抛向相关部门的医改之问。不论司法部门最终依据现有法律对陆勇做出何种处理，此案过后，针对陆勇案呈现出的法理与伦理困境，都应有必要的反思与反省——陆勇背后，有着一批一药难求的白血病患者，重视他们的现实需求，才能为解决法理与伦理的冲突，提供一条善治出路。
(截至本刊付印时，一个让人振奋的好消息是，有记者从陆勇的代理律师张青松处证实，目前陆勇已被释放。张律师说，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了裁定。张律师还说，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检察机关应该在一个月内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书。)
(截至本刊付印时，一个让人振奋的好消息是，有记者从陆勇的代理律师张青松处证实，目前陆勇已被释放。张律师说，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了裁定。张律师还说，如果没有新的证据，检察机关应该在一个月内做出不予起诉的决定书。)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郑州晚报》、《环球时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