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政治从未走开
本刊记者 田雄狮／整理
德国慕尼黑《每日晚报》曾这样形容足球与政治难以分割的关系：“足球是圆的，政治也是圆的，它们就像一对兄弟。”而这一论断反映在世界杯上尤为贴切。
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曾坦承，与英国对决时，他满脑子都是要为马岛战死弟兄复仇；韩国前总统李承晚曾“寄语”国家队“如果输给日本就跳海吧”；德国则在捧起大力神杯时，找回了其多年羞于启齿的“爱国主义”。一位俄罗斯国际政治专家说，世界杯是无法同政治割裂开的，足球被赋予广阔的社会政治使命，在某些方面，其影响力甚至连奥运会也望尘莫及。
国家主义软性体现
现代足球从诞生之日起就政治直接关联：公元11世纪，英格兰与丹麦的硝烟战场上，一名英格兰士兵为发泄仇恨，对着一颗敌人的头颅狠命一踢——这种夹带这泄愤和血腥的“踢头颅游戏”就成了现代足球的雏形。
而世界杯从第一届起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国际足协在1930年把第一届世界杯主办权给予乌拉圭，目的就是庆祝该南美洲国家建国100周年，希望以世界杯展示国力和团结国民。乌拉圭最终在主场顺利捧杯，赛事获得极大的成功。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深深被首届赛事的成功所震撼，下令意国足协全力争取第二届的主办权。意大利后来成功主办1934年世界杯，也像乌拉圭一样登上世界之巅，但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墨索里尼希望向全世界展示法西斯意大利高人一等的能力，所以向球员签下“军令状”，若然决赛落败就会被处死，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本质。
而越到后来，世界杯和政治的关系形态更为错综复杂。足球不仅仅是一种比赛，也是国家主义的软性表现。
1954年瑞士世界杯上，西德以3：2战胜匈牙利，爆出世界杯决赛史上的最大冷门。德国新电影大师雷纳·沃纳·法斯宾德1979年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中重现了这一历史时刻，影片结尾是电台评论员的叫喊：“德国再次站起来了。”足球成为了现代国家宣扬其强大性的合理方式。
1966年世界杯赛场上，朝鲜球员的拼劲及斗志令人惊嘆，主办国英格兰的球迷纷纷捧场支持该支亚洲球队，以1：0大冷击败意大利的赛果，更令世界认识共产主义国家的足球。
2002年让韩日联合举办世界杯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虽然足球不是神奇魔杖，世界杯也不可能消除一切历史伤疤，但日本从此不再禁止韩国歌曲，很多偏见得以化解。
上届南非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则是对曼德拉和南非所走过历程的褒奖。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确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形象的竞技场。韩国队闯入上届世界杯16强后，韩国《中央日报》评论道：“一支代表队的水平及技术能力，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整体国力和国民气象。”文章还回忆，1954年尚未走出战争阴影的韩国队首次进入世界杯。球队先乘火车，再乘美军专机，经过60小时，在比赛前一天抵达举办地瑞士。球员们还没适应时差就先后以0∶9和0∶7的比分惨败。但后来，这支球队不仅曾在本土打入过世界杯四强（当然，谢谢裁判，你懂的），南非世界杯又在本土之外打入16强，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将足球与韩国现代史进程分割开”。
南美双雄阿根廷、巴西无疑也是世界杯的政治受益者。
对于一直在南美政治领袖之争中处于下风的阿根廷来说，足球几乎成了该国在世界上的“唯一名片”。该国已故漫画家丰塔纳罗萨说，阿唯一能长期处于“世界顶级”的，就是国家足球队。同样因世界杯加分的还有“神秘国度”朝鲜，足球成了该国“最开放的领域”，朝鲜队在上届世界杯上的表现，为这个国家赢得了极其难得的国际赞誉。
作为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国，巴西正成为体育地缘政治的重要角色。国家形象研究专家帕斯卡·博尼法斯说：“现在甚至不能说巴西是新兴国家，它已然成为一个崛起大国。”
民族精神的复活场
在足球场上，有很多对因政治而结怨的冤家。因此，足球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正能量”的例子也有很多。
“我承认，尽管赛前我们说足球与政治无关，但在赛场上，我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为在马岛死去的阿根廷小伙子复仇！”这是马拉多纳在86世界杯世纪之战后的一句名言。1982年，英阿爆发马岛战争，以阿根廷战败告终，这成为阿根廷人心中永远的痛。“可以输给任何队，就是不能输给英格兰队”，这成了阿根廷队当时的座右铭。
1986年世界杯八强赛，马拉多纳凭借“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精彩进球，以一己之力在淘汰英格兰。不但让自己永载足球史册，更是将4年前阿根廷战败的苦涩全部奉还给英国。这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弥合了阿根廷的战争创伤，同时使阿根廷人更加团结。正如美国学者布鲁玛在《足球就是战争》一文中写道，“足球可以洗清过去的耻辱，并让仇敌屈服”，这句话用在阿根廷身上，绝对合适。
同样经典的语录还有：“如果输给日本就跳海吧！”这是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在1954年世界杯韩日对决前，送给球员的警句。那年，韩国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刚过9年。
1998年法国队3：0击败巴西捧得世界杯，独中两元的齐达内顿时成为民族英雄。齐达内的肖像在比赛结束后漫长的夜间游行庆典中，成了中心形象，更被配以“齐达内，当总统”的大幅标语。
2002年世界杯，塞内加尔队战胜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历史上这个曾经的法国殖民地，举国狂欢，其意义堪称一次国家独立精神的复活。
为什么足球受到政治的青睐？因为足球之战唤起人们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在波澜壮观的“足球战”中瞬间产生一个民族英雄，缔造一个民族神话，足球之战会变成另外一种对抗，或是历史积怨的偿还方式，比赛的胜利，会成为国家民族的历史回忆。
政局民意的晴雨表
在世界杯比赛中，每支国家队的运数都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性，国内政治的心理因素也呈现无遗。
1970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德国击败英国队后的第四天，执政的英国工党在选举中失利。
在德国，如果国家队在国际足球比赛中刚刚获胜，那执政党在紧接着的改选中再次当选一般不成问题。譬如1990年世界杯德国队夺冠，当时的总理科尔就成功实现连任。
2002年世界杯德国队差一点拿到冠军，在9月份的大选上，总理施罗德继承了科尔的好运气，击败强敌继续执政。同样是这届世界杯，由于法国队屈辱地倒在丹麦队脚下，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5天后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国社会党领导的左翼执政联盟输给了希拉克领导的保守派反对党。
2002年世界杯政治上得分最多的当属主办国韩国。在韩国队一路向半决赛挺进的过程中，总统金大中鼓动国民在民族团结的漩涡中放任自流，大大减少了民众对其政府腐败丑闻的关注，而世界杯韩国组委会共同委员长郑梦准更是功成名就，饱受溢美，一度盛传他将成为金大中的继任者。
世界杯政治的潜台词
有很多时候，缓和国家间的关系或实现某种外交目标也成为世界杯扮演的政治角色。
以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为例，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上存在着百年宿怨。1915年至1917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有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土耳其历届政府均否认这是大屠杀事件。这令亚美尼亚对土耳其一直怀有敌意。亚美尼亚自1991年独立以来一直没有和土耳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2008年9月，土耳其总统居尔接受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的邀请，前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观看了两国足球队在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上的比赛，成为第一位访问亚美尼亚的土耳其国家元首。之后，两国关系开始打破僵局，逐渐向关系正常化道路迈进。
1998年6月在法国的世界杯足球赛上美国队与伊朗队在赛场上相遇。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明确表示，希望美伊这场球赛“会进一步迈向结束两国的疏离状态”，促进两国和解并恢复正常邦交。显然，这是一场“政治足球赛”。最终，伊朗队2比1战胜美国队，小球转动大球，伊朗足球队顺利访美，在美伊外交厚重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不过时至今日，美伊关系更趋恶化。这是后话。
日本、韩国、朝鲜三国的紧张关系也因为世界杯而有所缓和。日本东芝公司一位球迷说，世界杯已经成为日韩民族大和解的一个媒介，日韩世界杯是21世纪后日韩关系的亮点。对朝韩关系来说，世界杯也是最好的晴雨表。2002年和2010年的世界杯期间，韩国人都十分关注朝鲜队的表现，2010朝鲜输给巴西后，韩国总统李明博还遗憾地说，“如果是朝鲜战胜巴西该多好啊”。
巴西历届总统都深知，不懂足球或不爱足球很难获得选民支持。每当巴西队出征世界杯前，总统都要亲自为他们举行送行仪式。世界杯结束后，还要请球队到总统府做客。而巴西队获得冠军后，更是举国隆重庆祝，总统亲自为每个队员颁发国家勋章。法国巴黎大学政治学学者卡尔蒂诺对说，在欧洲，政治统治的牢固与民意有关，要拉高民意分，足球就是很好的途径。
有意思的是，足球和政治这两个词现在大有融合之势，例如越来越多的球星在退役后选择从政。
虽然球星们未必有足够的政治知识与经验，但是他们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要比一般政客更高。尤其是在一些欠发达的国家，能够在欧洲顶级联赛建功立业的球星会被视为民族英雄，AC米兰的两代锋线杀手——维阿和舍甫琴科就是典型事例。两位金球先生退役后都投身政治，前者曾经一度是利比里亚的总统候选人。从足球转向政治最成功的典范是另一位米兰元勋——卡拉泽。前米兰功勋铁卫兼格鲁吉亚国家队队长现在已经成了格鲁吉亚的副总理兼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
为什么AC米兰能出现这么多“足球政治家”？别忘了，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可是AC米兰的主席。
（资料来源：环球网、凤凰网、人民论坛、新浪网、《世界博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