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的权力
本刊记者 周媌／整理
在现代政治语境中，腐败，就是最典型的权力任性。前不久，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结果公布。从滥权到受贿，从泄密到通奸，所作所为何其疯狂，个中教训又何其深刻。
权力的任性需要制度的约束，正是覆辙累累、殷鉴不远，才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反腐谋划，才有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治理方略。说白了，就是使权力不能任性，让其在法定的框架内规范运行。只有官方手中的权力得到规范，民众手里的权利才能真正起舞。
任性语录
近日，网友“毒眼老樊看天下”微博发布消息称，云南省巧家县通乡油路工程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处理，农民工去县委反映情况。结果该县副县长唐国彪竟笑称：“随便你们上访，死了人事情就好办了。”一农民工李发林一气之下就在县委大院内“当着副县长的面拿出毒药敌敌畏一饮而尽”。据12月12日巧家县政府新闻中心情况通报，目前，李发林生命体征平稳。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类似的事件在2014年轮番上演，让人大开眼界。开年的第一骂来自四川达州罐子乡乡党委书记罗颂。2014年1月6日晚，四川达州当地媒体爆出，达川区一夫妻投资70余万元在该区罐子乡建成了石料废渣回收处理厂，因没有石料废渣原材料，工厂无法正常投产。当他们找到该乡党委书记罗颂时，面对镜头，罗书记秒喷：“你（是在）威胁共产党！”其语出惊人的程度，不愧为新年雷语第一炮，“威胁我就是威胁党”也迅速走红网络。
仅仅一天，这位罗书记就被停职了。可是罗书记栽的这一跟头并没有熄灭部分官员在“嘴炮”的路上越走越远的热情。“给老子开门，我是新来的镇党委罗书记”“我是管文化的，我把新华网关了”等等诸如此类的官场雷语不断冲击着受众的听觉神经。这种奇葩言论，实则折射出官员权力膨胀之后的过分自信和自负——我知道骂老百姓极为不妥，但又能拿我怎么样呢？我就是“任性”！
通奸
这是2014年落马官员官方通报中备受舆论关注的词汇之一。有媒体统计，自2014年6月5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以来，至少有30名以上落马官员因“通奸”被纪检部门通报，包括周永康，以及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等多名高官。“通奸”并非是落马男性官员的专属，11月26日，官方对山西两名女官员的通报中，首次采用了“与他人通奸”字样。
对于“通奸”一词的含义，中纪委网站曾在2014年6月刊文解释，“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属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文章指出，刑法及相关法律中一般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党纪中有对通奸的惩戒规定，由此可见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党纪严于国法。
通奸不断上榜，传递了一种反腐新态度——官员“通奸”绝非小事，权力“出轨”已经被亮了红灯。
要防止官员私德问题演变为严重腐败，从根本上还必须加强对“任性”权力的监督，在完善社会监督的同时，着手从立法层面治本。将通奸及性贿赂在特定要件下入罪，或可一试。通过法律硬约束，让官员从思想上打消“用公权谋私欲”的念想。
权力任性新形式
2014年，中央巡视进行了三轮，其中，启动了专项巡视，实现了31省份“全覆盖”。作为十八大后的反腐利器，中央巡视从去年的千里眼模式切换到了显微镜模式，巡视清单中，一些腐败新词直揭官场暗疾。
能人腐败。这一词汇首次出现在中央巡视组对江苏的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提出“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顾名思义，“能人腐败”指一些有能力的官员涉腐。
2014年11月，中国纪检监察报以“一个‘能人腐败’的‘标本’”为题，剖析了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朱渭平受贿案。报道指出，朱渭平在任上一手大力发展当地经济；一手大肆收受财物，利用职务影响力壮大家族企业，为家族积聚巨额财富。
有评论指出，一些腐败“能人”因其有能力、有魄力，曾经想做事也做成了事，下级大都惟其马首是瞻，上级有时则“用其能、忍其腐”，慢慢使其变得妄自尊大、骄横跋扈，甚至无视党纪国法。打击“能人腐败”，要有刮骨疗毒的决心，要有“挥泪斩马谡”的勇气，不包庇、不纵容。
山头主义。2014年10月30日，“山头主义”一词在中央巡视反馈中首次“亮相”。中央第六巡视组指出，河北省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建议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
最近落马的高管令计划就是山头主义的代表。令计划明面上喊着忠党爱国，暗地里却自立“山头”，苦心经营着为己所用的“山西帮”，大搞帮派关系，最终自毁前程，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相较于腐败个案，“圈子腐败”、“山头主义”很容易形成权力寻租的土壤，危害更大。
打干亲。这本是“认亲”的一种民俗，但是，它却出现在2014年中央巡视组对四川省的反馈中：一些干部通过“打干亲”、“打礼”等方式拉关系，利用节日和红白喜事收受红包。
毋庸置疑，官场的“打干亲”背后折射出的是官场的“圈子文化”。某些人因为“打干亲”，可以平步青云，一路顺风；而另外一些人因为没有这样的“干亲”可打，没有这样的人际圈子，有能力有抱负，却只能固定在某个层级上。
一家两制。这是中央巡视组在巡视浙江时发现的问题。通常指，家庭成员中一方在行政部门、党政机关工作，另一方则经商办企业，背后是疯狂掠夺财富、违纪手段隐蔽、违纪成本低廉、违纪行为抱团的“家族式腐败”。
2014年中央首轮巡视发现，14个省区市和部门单位中有7个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个别地方问题突出。第二轮巡视反馈同样指出了干部亲属利用职权经商牟利的问题。
打虎拍蝇猎狐——权力任性者的末路
这一年，打“虎”绝不手软——
中央纪委以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中管干部为重点，严格监督执纪问责。
2014年以来，除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外，另有30多名中管干部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其中既有省一级地方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也有中央部门单位“一把手”，既有中央企业的老总，也有纪检系统的干部。截至目前，毛小兵、沈培平、谭力、万庆良、韩先聪、杨森林等人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正在立案调查的还有朱国明、隋凤富、梁滨、赵少麟、任润厚、聂春玉等案件。
这一年，拍“蝇”毫不留情——
按照党中央部署和中央纪委关于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的一系列要求，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切实加大查办案件力度，查处了一批在本地区本部门有影响的腐败案件。
2014年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结案数量、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数等，均达到了纪委恢复组建以来的最高值。仅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数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三成多。
这一年，猎“狐”永不停止——
成立ＡＰＥＣ反腐执法合作网络、通过《2015－2016年Ｇ20反腐败行动计划》、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2014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海外追赃追逃行动，以“尚有一人在逃，追逃绝不停止”的决心，为那些试图逃往“法外之地”的贪官设下天罗地网。
4个月的时间，“猎狐2014”专项行动就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400名，其中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的140多名。
“全方位、多角度重拳出击，凸显了‘上无禁区、下无死角、外无空白’的特点。”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2014年，中国反腐力度前所未有，形成了极大的震慑力，让百姓备受鼓舞、充满期待。反腐，就是这么任性！
从细节遏制权力的任性
2014年，中央政治局以上率下，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从怎么开会、怎么发文、怎么吃饭这些具体问题抓起，向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送月饼这些小处着手，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狠抓落实。
于关键节点处鸣警钟——“五一”前夕，中央纪委官方网站开通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端午”前夕，推出“清廉过端午——纪检监察机关在行动”专题；“中秋”前夕，开通公款送月饼等“四风”问题举报窗……
向顶风违纪者严问责——2014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万多起、处理党员干部6万多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万多人，均是去年全年的2倍多。
对典型大要案勤曝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时通报典型案件，起到了警示震慑作用。2014年，中央纪委先后6次对2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通报；各省区市纪委也先后130多次对700起典型问题进行了曝光。
经过这一轮“冲刷洗涤”，公款消费的“虚火”退了，“车轮上的腐败”少了，迎来送往的“规矩”破了……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
走进餐厅，“节约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的行为比比皆是；打开电视，大排场庆祝、大场面晚会大幅缩水；“谢师宴”“满月酒”越来越少了，高档烟、高档酒越来越便宜了；月饼、粽子、大闸蟹们“褪尽奢华”，婚丧嫁娶以俭约为时尚……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八项规定正在改变中国。
“党风明显好转，人民感到振奋。”著名作家陈忠实说，作风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党风的庄严和纯正具有切实作用，也是实现建设富强和谐祖国的根本保证。这种党性党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其深远意义是无可估量的。
用法律约束任性
十八大以来，中央各部委带头简政放权，取消审批已达六百余项，占全部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为了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简政放权势在必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第二个作用才是约束经济人（企业或个人）。
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要求政府晒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要求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负面清单提倡公民“法无禁止皆可为”。责任清单要求官员“法定责任必须为”。
9月5日，习近平全面论述了反腐机制：要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拓宽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请看十八大以来落马的56个“大老虎”——其中副国级以上4人：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令计划，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8人：蒋洁敏、李东生、王永春……
法治是现代经济发展有活力、有创新而又可持续的制度基础。试想如果所有的企业或个人都奔波于行贿“老虎、苍蝇”，谁会去创新？谁会按合法途径创富？
中国依法治国的路径起点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让“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十八大报告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新高度；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笼子，关键是谁拿着钥匙。
资料来源：第433期《新周刊》、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