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互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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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教你开好民主生活会
资料图：1990年10月17日，朱镕基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的
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动员大会上讲话。
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动员大会上讲话。
1992年4月1日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钮茂生、李明豫同志之约，就如何开好党组民主生活会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研究室的同志根据记录整理成此稿，经朱镕基审定，发表在当年第8期《党建》杂志上。以下是讲话内容节选：
我在上海工作时的体会是，要坚持开好民主生活会。会前，委托纪委书记到各局、办征求对班子成员包括对自己的意见，然后向我汇报，我再找每个常委谈话，把群众的意见转告给他们。如果拿到常委会上通报，气氛一紧张，就很难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当面告诉他，不管有没有问题都对我讲清楚。经过这样的会前准备，启发他本人在会上作自我批评。但是，也有些同志认识迟缓，你怎么提出意见，他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自我批评浮皮潦草。在这种情况下，不开展批评不行，对认识差的，还不得不点名批评。另外一方面，我鼓励大家对我本人提出意见。有一两次，意见还很尖锐，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我还是听了。不管是不是事实，他讲出来了，让他出出气，总比在下边散布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在上海时，我主持过两次民主生活会，都是这个办法，效果都很好。
到了国务院生产办后，召开第一次民主生活会时也像在上海一样，事先请机关党委书记征求各司局意见。因为忙，在开会前我没有来得及找所有的成员正式谈话，谈了的只有一位成员。凡反映党组成员问题的群众来信，我都批与他本人直接见面，由他本人自己作出解释。这比通过组织去背靠背调查好。他本人感到是对自己的信任，促使他作出自我批评和实事求是的解释。如果真有严重问题，他自己不讲，当然还是要查，这也便于更深入地了解和考核这个干部。
一个部门，一个省市，如果党组内部思想不见面，彼此有意见，又摆不到桌面上，团结是很难搞好的。党组成员之间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思想见面，这是一个单位能否搞好的关键。
机关作风建设，党组成员尤其是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而且必须从廉政做起，我提出要清正廉明，这是封建社会对做官的要求，当然，真正的“清官”并不多。我们共产党人如果连封建社会起码的做官道德都做不到，共产党人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到上海后给自己约法三章：一是不吃请，包括外省市省市长来也不陪吃饭。有的同志担心影响关系。我说不会，他们会谅解的，招待热情并不一定表现在请客吃饭上。二是不受礼。不以试用等任何名义接受任何新产品、纪念品。三是不送礼。对外地来的同志，包括中央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送礼。我在上海时就这样，如果自己不坚持，一破戒，就坚持不了了。只有做到这样，我才能要求机关做好。我对机关提出三点要求：廉政好、服务好、态度好。我对机关党委的同志讲，你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一条烟、一瓶酒都不能接受。我多次讲，你今天接受人家一瓶酒，明天就可能接受更贵重的东西。机关干部很清苦，职工福利要搞好，但决不能个人私下搞。否则，既搞坏了机关作风，还要毁掉一些干部。
附：朱镕基在上海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
1990年8月24日
关于廉政问题，市纪委征求的意见中，对我提得还是比较少。不是说我没有多少问题，严格地讲，自己还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注意。今天大家对我的思想作风、领导作风、民主集中制方面提出了意见，我先把市纪委的征求意见中对我的意见念一下：“大家感到我们在参加的一些会议上，经常听到镕基同志十分严厉地批评某某同志，要撤某某同志的职，这样有副作用，好像他的权力大得无边。他们提出，批评要看对象，要有一定范围，现在市委、市政府好像只有朱市长的话才顶用，这样长久下去并不是一种好现象。许多同志见到朱市长不敢讲话，反正你说什么，就按你的办，干好干错都是你朱市长的。近期镕基同志要注意克服这个缺点。还有的同志提出，在抓廉政的同时，注意多关心机关干部的生活，多找委办主要领导谈心。”昨天我找出了上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当时大家都交了心，我看了当时我作的检查就是这两条。第一条是对干部批评过多，有时要求过严、过分，这不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现在看起来，我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严格，检查还不够深刻。同志们提出我有些批评不恰当、不符合实际，或者说不公正，这样干部很难受，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去年我检查说，我在发扬民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听取不同意见方面还做得不够。今天检查起来，恐怕我这个毛病自上次检查以来没有改好。国栋同志、行志同志多次语重心长地给我提出意见，我也感觉到对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我接到的人民来信，对我也有不少意见。一方面是今年以来工作中困难比较多，有时急于求成，有时觉得在困难面前办法不多，心情比较急躁，因此对干部的批评比较严厉。另一方面，也确实滋长了一些骄傲自满情绪，对很多问题自以为是，不够谦虚谨慎。有一个阶段，记者要求采访我，约我写稿的多得不得了。对此我一概拒绝，不搞专门采访，也不写文章，但是我们的报纸有时登我的消息比较多。过去比较注意，这一次上海谣传我跑到美国去不回来啦，所以我回来后，允许报纸这几天天天有我的消息。我注意到了，到此为止，以后不能再搞了。特别是“某个事朱市长一批示，问题才解决”这种报道千万不要搞，大家会说，如果他不批示呢，是不是上海什么事也不能办了？就是说，自己一是急躁，一是有点自满，因此批评下面的多，和市委常委、市委领导核心交换意见少。
总之，大家给我提的意见都是很好的。从去年到现在，我这个毛病改得不得力，我应该警惕。我的气量也太小，刚才力平同志给我提了意见，我一下子把你打回去了，你来一条，我给你一条，这不好，在别的场合给你提不是更好嘛。刚才我给经权同志提出他缺乏自我批评，实际上我也是缺乏自我批评，这要引起我的警惕。
另外，国栋同志讲我要超脱一点，我确实做得不够。我抓经济工作、抓政府工作、抓具体工作比较多，也比较熟悉，因为我是搞经济工作出身，说老实话，我在这方面看问题比别人看得清楚一点，因此抓得多一点，但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市委的工作、抓政府研究方面的工作少一点。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在这方面抓得不够，今后要努力。我还是希望明确这一条：黄菊同志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邦国同志负责市委的日常工作。这不是我叫你们这样的，这件事是当面请示过泽民同志并经过市委常委会同意了的，所以你们有合法的权力来做这件事。现在就是你们管，这是委托你们了，但是我应该为你们创造条件，这也是对的。我有时为你们创造的条件不够，以后还要多谈谈心，多商量。其他每个市委常委都要负责自己分管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我责无旁贷，应该和大家多谈心，多交换意见；另一方面，请同志们大胆地、独立地负责，把工作抓起来，出了错，我负责，我绝不会把责任推卸在你们身上。
今天就谈到这里。公琦、文义同志，我们以后再找机会交交心吧。
（资料来源：《党建》杂志、《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