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识别区”这盘大棋
整理 | 刘念国
中国政府于11月23日上午发表声明，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后，中国在军事和国防领域的一大动作。
在中日因钓鱼岛问题持续僵持的背景下，有专家分析指出，此举将使得中国在钓鱼岛形成更为缜密的立体防御体系。
钓鱼岛防御体系更趋缜密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23日就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答记者问时指出，防空识别区是濒海国家为防范可能面临的空中威胁，在领空外划设的空域范围，用于及时识别、监视、管制和处置进入该空域的航空器，留出预警时间，保卫空防安全。
“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而做出的战略决策，也是国防透明化、法制化、机制化的具体体现。”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称。
杨宇军指出，“中国政府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领空安全，维护空中飞行秩序。”
对此，罗援透露，这是中国政府酝酿很长时间，权衡利弊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其间曾听取诸多专家学者的建议。
在回答中国政府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否与当前地区局势有关这一外界颇为关心的问题时，杨宇军表示，“这是中国有效行使自卫权的必要措施，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不影响有关空域的飞越自由。”
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一些大国和中国周边部分国家在内的20多个国家先后设立了防空识别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相关国家早在1969年就公布实施了防空识别区，其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处仅为130公里。
“中国之所以设立防空识别区，确实也是形势所迫。”罗援介绍，日本很早就设立防空识别区，中方飞机进入该区域后，他们称将打曳光弹进行警告，又宣称中方无人机若进入其领空将被击落，此外，还要在宫古岛部署地对舰导弹。
罗援指出，这对中国在自己领空或国际海空域进行的正常军事训练和巡航任务都造成严重威胁，迫使中国必须划明底线，使对方不能轻易越雷池一步。
“正所谓‘勿谓言之不预也’，现在中国已经把一些底线亮明，别国就不能轻易触动，否则，中国将言出法随。”罗援说。
在罗援看来，如此把底线亮明，反而会减少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这应该也是军事透明的题中之义。
“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事先已宣布领海基线，领海基线前推12海里即领海，由此推及，再往前24海里就是我们的毗邻区，再往前200海里就是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领海垂直上空就是中国领空，在这之外，再加上一个航空识别区，至少从法律层面来讲，中国在钓鱼岛构建了一个日益缜密的立体防御体系。”罗援说。
罗援还曾多次提出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建议，他主张防空识别区应由三个空域组成，或者说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是识别区，第二是警告区，第三是自卫区。
在罗援的主张之中，第一部分空域是防空识别区，其主要功能为辨明飞行物的性质，属于民用还是军用，是敌军还是友军或是我军。
第二部分空域是防空警告区，罗援指出，“如果飞行物到达这一区域，它很可能会对领土主权或重要目标构成威胁，此时，将对其用声光电系统实施警告。如这种警告仍无效，还可以打警告弹，以及利用雷达系统对其进行锁定。”
“如果这个飞行物仍不听警告一意孤行，那么它就进入了第三部分空域，即防空自卫区。”罗援说，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对其进行击落。
安倍盼着拜登“撑腰”
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点睡不着。
他的智囊给他做了两项很专业的分析：一是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区”，等于是打破了40多年来日本航空自卫队在东海空域的优势和制空权。二是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区”，说明中国空军已经具备了在东海广大的空域实施管控的能力。中国军方在划定识别区之后也多次表示，有能力实施管控。而实施防空识别区的管控，需要由预警飞机、电子侦察机、高速飞行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等组成“巡航警戒编队”，同时也需要地面强大精确的雷达监控与制空指挥系统的支援。安倍首相没有想到，中国划定防空识别区，不只是把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从海上攀升至空中，背后还有更大的政治与军事谋略。
要反制中国，单靠日本自己喊破嗓子，那是无济于事。拉住同盟的美国，可以让中国多几分忌惮。为此这几天，安倍首相一直在期盼一个人——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于安倍首相来说，拜登是老朋友了，今年7月，安倍在新加坡访问时，两人还特地见面1小时，并就钓鱼岛问题进行了磋商。安倍甚至相信，美军近日频频出动战略轰炸机和电子侦察机，与自卫队战斗机一起赴中国的“防空识别区”示威飞行，足以证明美国政府十分在意日美同盟关系，也说明美国政府支持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撤回防空识别区的诉求。
拜登副总统终于在12月2日夜飞临东京，但是，安倍在与拜登会谈了一个小时后走出会见室时，他的脸色是凝重的。他在随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高调宣布了他与拜登在应对中国防空识别区问题上达成的四项共识。这四项共识是：双方不能默认中方单方面设立防空识别区。同时双方也确认将强化日美两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双方还确认，自卫队和美军不会因为中国设定识别区而改变在这一空域的联合行动。双方还确认，绝不容许中国对民航客机的飞行安全构成威胁。不过，此前中方已经表示民航飞机的飞行不受影响。
最关键要求却遭“一盆冷水”
表面上看，安倍与拜登达成这四项共识，可谓是“成果辉煌”。但是事实上，拜登拒绝了安倍首相提出的三项最关键的要求。
第一，拒绝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发表一份“共同声明”的要求。早在拜登抵达日本之前，首相官邸就放出风声，表示安倍首相将会在与拜登副总统的会谈中，重点讨论中国防空识别区的问题，并将会寻求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以彰显日美两国携手共同对付中国的同盟友谊。但是，拜登没有同意日本政府的这一精心安排，他认为，没有必要发表什么“联合声明”去刺激中国。
第二，拒绝了日本政府希望美国赞同日本主张的“中国必须撤回防空识别区”的要求，最后只同意使用“不能默认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暧昧词汇来表达日美两国在应对中国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一致立场”，让安倍首相迄今为止撕破嗓子喊出的要求，被拜登打了水漂。
第三，拒绝了日本政府要求美国政府采取统一立场，阻止航空公司向中国政府递交飞行计划书的要求。拜登认为，从民航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同意航空公司向中国政府递交飞行计划书。经过双方的折冲，最终对于这一问题的表述，只停留在“绝不容许中国对民航客机的飞行安全构成威胁”的词句上。
拜登不给中国老朋友添麻烦
为什么拜登拒绝了安倍提出的这三个“联合抗中”的最关键要求？其理由，拜登并没有告诉安倍。因为作为美国副总统，作出如此的决断，是代表美国政府，无需向日本解释更多的理由。但是，拜登在12月3日上午会见在野的日本民主党主席海江田万里的时候，悄悄地透露了自己的心迹：“习近平主席正处于事业起步的艰难时期，我不能给他添麻烦。”
安倍首相如果亲耳听到这句话的话，他一定会当场昏倒，原来美国人嘴巴上高喊“日美同盟”，心里却恋着北京。
拜登在3日夜的记者会上，对着这么多的日本媒体也表示了一个态度：“美国政府十分关注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这种行动将导致地区紧张局势，也使得发生事故与误算的危险性变得高涨。”他称自己在抵达北京之后，会向中国领导人表达这种关切之意，并倾听中国领导人的解释。但是拜登同时也指出：日本有必要与中国建立起危机管理机制和相互沟通渠道，以避免在东海发生擦枪走火问题。
2011年8月，拜登访问北京，当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是全程陪同。2012年2月，习近平访问美国，拜登也是破例全程陪同。习近平与拜登的私人友谊，远远超过了安倍与拜登的情谊。很显然，拜登不愿意在重新见到习近平这位老友之前，在日本对中国指手画脚刺激中国，更不愿意因为防空识别区的问题影响中美两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大国关系”，对于美国来说，日美关系是现在进行时，而中美关系是将来时，他只能牺牲安倍首相，去讨好习近平主席。
或许，拜登会见习近平主席时，他只想给中国政府一个建议：“在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别太强调，也别太维护，设了也就设了，中美还有更大的事儿要一起做。”
之后的事实貌似也证实了这一切。
“世界宪兵”真的累了
韩国《朝鲜日报》12月5日说，拜登在东亚“灭火”并非易事，他4日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长时间会谈，其中两人仅有翻译陪同的单独会谈就进行了两个小时，远远超过原定的45分钟。虽然具体对话内容并未公开，但据悉双方在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美联社报道说，拜登出来后表情暗淡，情绪低落。
“习拜会，双方就防空识别区问题针锋相对”，美国《纽约时报》5日称，穿梭访问中日这两个争吵不休邻邦的拜登4日从东京来到北京，敦促中国对防空识别区问题表现出克制。在与习近平长达五个半小时的会谈中，拜登提出美国反对中国设立识别区的理由，习近平则做出有力的反驳。《纽约时报》称，拜登没有呼吁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鉴于中日对峙在中国国内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撤销几乎是不可能的。
《韩民族新闻》5日评论称，美国明显降低批评中国的调门，发出不希望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与中国持续对峙的信号。
香港《东方日报》称，这让指指点点要求美国做这做那的日本认识到，“谁才是真正的主子，谁才能发号施令”。
俄罗斯《观点报》5日评论则说，“世界宪兵真的累了”。
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背后的三期战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中东问题专家雷希颖认为，中国“突然”划定“防空识别区”，以及后续博弈中所表现出的异常坚决的态度，这背后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中国的短期诉求，它应当还凝聚着中国政府更长期的战略筹划，这里面应当包括了短期博弈、中期谋划和远期构想三大部分。
短期博弈——东海防空识别区设立后，中国方面始终否认它是对特定国家和目标的有意针对。但从现实层面来看，日本毫无疑问的将是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最主要的“预防对象”和“冲突方”——毕竟，中日各自设定的“防空识别区”存在着大面积重叠，而且中日冲突的关键点“钓鱼岛”也“恰好”被囊括在重叠的识别区内，这就使得当前的冲突无法避免地被聚焦到中日博弈上。不过，这种情况或许正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1969年，美国人正式将日本本岛及周边海空域的管控权交还给日本政府，顺带着，也将周围的“防空识别区”一并交给日本。到了1972年，美国又将琉球列岛的管理权交给日本，从而将日本的“防空识别区”进一步扩大到了钓鱼岛周边空域，这就使得日本在过去的44年里对相关海域握有实质的控制权。与日本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出于外交需要，同时也因为受到了军事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得中国在东海不得不对日本处处避让，长期处于被动回应的状态。
不过，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于周边海洋利益及本国安全利益的诉求日渐增大，这必然要求中国改变“被动式”的状态。因而，在日本“购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改先前的退让温和，转而以一种积极、主动、强硬的态度去应对中日在东海海域的各类摩擦。在中国政府看来，日本政府购岛后，中日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低烈度的摩擦，不仅不会使中国陷入被动；相反的，还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加强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海空域的控制。
本次“识别区冲突”正是这个思路的延续：“防空识别区”的设定，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会对中日、中美关系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由于三方紧密的经济联系，又使得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也不敢做出极端的反应——这点可由B-52轰炸机只敢“轻装上阵”地在识别区的边缘地带进行南北游走，以及奥巴马总统要求美国民航遵守中国防空识别区规则等现实来佐证。因而，可以预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招”后，三方必将会寻求达成一个新的“默契”或“妥协”。届时，中国的身份也已然可以从一个“受气包”，转变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合作者，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些都只能算是中国的短期博弈。作为一个善于以全局和战略视角来审视未来的国家，接下来的中期谋划和远期构想恐怕才是中国政府划下“防空识别区”行为背后的精髓所在。
中期谋划——如果说东海海域对中国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话，那么南中国海则是中国未来的能源依托和战略关键所在。可以这么说，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是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海洋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发展的必然诉求，它将是中国逐步推进和扩大自身在南中国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键一环。因而，中国政府在处理完短期博弈后，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必将被提上议程，成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间最重大的中期战略议题。
当前，中国之所以只是有针对性地在东海划下“防空识别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去刺激过多的周边国家，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外交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希望通过“区域试点”的方式，来为更大范围的“防空识别区”的划设积累经验。此外，如果中国能顺利地“降伏”日本，那么东南亚国家自然也将从“中日识别区冲突”中吸取经验，这将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南中国海扩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因而，在当前，中国有针对性地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坚决地给予他国反击，客观上正是在为接下来的南中国海博弈做准备。毕竟，只在家门口的一个角落划下预警区是绝对不足以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是绝对无法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诉求、海洋诉求和安全诉求的。
远期构想——如果说上述的中短期博弈，都只是中国基于巩固和维护其自身在亚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现实，而采取的，或将要采取的具体措施的话，那么，划设“防空识别区”背后所隐含的国际利益诉求，则是中国更远期的构想：从规则的服从者、参与者，转变为一个规则的制定者。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大国，它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艰难地存活在西方国家所制定的各类规则中：联合国是二战主要战胜国的产物，它的所有规则都反映了主要战胜国的意志，中国虽“侥幸”位列“五常”，但终究话语权有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权，至今还把握在欧美手中；国际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完全是依照美欧的意志来制定和执行的……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为了发展与传统大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得已只能“甘做”这些不平等规则的服从者和参与者，处处屈服自己，受制于人。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虽然中国有尝试着去推动一些“平等规则”的创建，例如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可这两年，随着美国所主导的具有针对中国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出现，这些努力都几近付诸东流。
以上这些都反映了强权国家对于国际社会游戏规则掌控权的强硬态度。作为后起大国，中国无法绕过“如何主导和制定游戏”这一课的学习。而“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国对此“课程”的一次实践。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通过东海博弈来逐步获得主动权，之后，在适当的时机，便可以去主导和推动相关规则的谈判、协商和制定，进而实现从“家门口”开始，制定出新的、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游戏规则，以此来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综上，雷希颖认为，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只是一个开始，它将是中国推进中长期战略的一块重要的基石。
(整理自中国新闻网、环球时报、解放网-解放日报、联合早报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