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秘书帮”
整理 | 刘念国
图：IC
2013年2月，中国地质大学校友会在校网贴出祝贺信，称赞1989届校友冀文林，“讲政治，爱人民，敢作为，重操守，守规矩，把实践理想追求与人民的幸福欢乐紧紧融为一体。”贺信发出时，冀刚晋升为副省长，之前近20年，他一直是领导身边默默无闻的秘书。
时隔一年后人们发现，当时冀文林可能并不是媒体上呈现的那般踌躇满志，就在几个月前，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严重违纪遭调查，6月份之后，原四川省委常委郭永祥、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中石油系统高官蒋洁敏、李华林、王永春、冉新权等人也相继落马。透过他们复杂的关系——或校友、或同事、或上下级、或共同的老领导，一张裙带网络呈现在公众面前。冀文林也是网络中不安的一环。
2月18日，中纪委网站宣布冀文林严重违纪违法之后，那封贺信的网页链接便永久地失效了。
“秘书帮”升迁的典型
1989年从地质大学物探系毕业后，冀文林进入地矿部政策法规研究中心当科员，给领导写材料。经过不算缓慢的爬升，他在1996年成为办公室副主任。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冀文林在新组建的国土资源部担任部长秘书。与此同时，郭永祥担任国土部办公厅主任，是部长的“大秘”。
在中国政坛，“领导秘书”的角色很难定义，一部流行的官场小说用“二号首长”来形容它的地位，级别不算高，但贴身服务，享有极大的派生权力。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曾痛斥怪现象：“走在大街上你都分不清谁是首长谁是秘书，有的秘书说出的话比首长的口气还大。”
两年后，郭冀“秘书帮”组合平移到四川省委，郭永祥担任省委副秘书长，保障省委书记工作，冀文林为省委常委办公室副主任，紧随领导。在四川期间，冀文林给当地官场留下“矫情”的印象，“年纪不大，说话常用命令式语气。”一位四川官员说。
2003年4月，冀文林以副厅级别离开四川，组织关系调往公安部，角色仍是领导秘书。川中官场对他“来时副处，走时副厅”的晋升速度颇有微词。这时郭永祥已被提拔为省委常委、秘书长，留在四川。
一位官员的秘书告诉笔者，对秘书来讲，仕途转折点发生在领导职务发生变化的时刻，领导退休或新部门不适合，秘书就要为自己计划好出路，职位好坏取决于老领导的政治能量和自己的能力。
2010年10月，历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土部办公厅主任等职后，冀文林调到海口，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被海南官场称为“天上掉下个冀文林”。刚上任，冀文林延续过去强势作风，在2011年海口市“打击违规建筑”工作会议上，他要求查处违建背后利益链，点名海鲜舫等当地的强势企业。当地媒体人后来发现，拆除违建沦为选择性执法，有的拆除有的则视而不见。
2013年担任海南省副省长时，四川省和石油系统内的反腐已铺开，冀文林一改往日作风，言行举止变得低调内敛。有位厅局级干部握着冀文林手说：“冀省长，我有事给您汇报。”冀文林答，“叫我文林就行。”甚至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即使涉及分管领域冀也很少发言。
因为1966年生的年龄优势，冀文林在海南照例被称为政治新星，但这更多还是归功于他的深厚背景和丰富履历。2011年4月，担任海口市长仅两个月的冀文林就促成该市与昆仑能源的战略合作，后者投资2.5亿元建设环保公交，海口市政府承诺为中石油在海口扩大业务提供用地。在签约仪式上，冀文林致辞称，“这次合作是海口与中石油多年来友谊的继续与深化。”过去20年在国土和石油系统积累的资源令冀文林长袖善舞——当时的昆仑能源董事长李华林，也是“秘书帮”出生——在冀文林之前担任同一位领导的秘书。
与冀被调查同时，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也“失去联系”，至此，李华林、沈定成、郭永祥、冀文林4个有相同秘书经历的高官全部落马。中石油总部人士透露，四人间存在密切纽带。
早在1988年，李华林就在中石油担任领导秘书，直至1992年被同时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的沈定成接替，同年，郭永祥成为中石油研究室副主任。5年后沈定成出任联合石油和中油国际副总裁，冀文林接棒专职秘书一职，并随领导转任国土部。李华林、沈定成、郭永祥、冀文林形成“秘书帮”特有的交集。
20%的市委书记出身秘书
日前，某媒体梳理了27个省份的286名（含地级市和副省级市，不含自治州和直辖市下设的区县）市委书记信息，勾勒出这个群体的群像：平均年龄52.6岁，担任现职时的平均年龄为51.2岁，党龄约30年，20%的出身秘书，超过80%的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286名市委书记中，给副省级以上官员任过秘书的有约30人。这些市委书记，曾分别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部委及各省委、省政府、省人大任过领导秘书。
湘南某市委书记，曾是“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级秘书”；江西景德镇市委书记刘昌林，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过3年秘书；黑龙江双鸭山市委书记李显刚，曾任过近5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正局级秘书”……
还有20多名市委书记，早年曾在地市或更基层的机关企业担任过秘书。如山西朔州市委书记王安庞，曾是“太原市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古代的“秘书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曾经写过一篇臧否“秘书帮”的文章——
专制的王朝，有实行特务统治的，比如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话说秦始皇一次远远看到丞相李斯招摇过市，仪仗盛大。顺口说了句，哇，好威风的丞相！第二天再看李斯过街，居然轻车简从。聪明的皇帝马上知道昨天的话被泄露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始皇帝，没心情和工夫辨别谁是李斯的探子，马上下令把昨天身边的人全部杀掉。后世的皇帝，像秦始皇这样的狠角色毕竟不多，所以，皇帝身边始终活跃着一群受了朝臣收买的探子，干特务的买卖，出镜概率最高的就是宦官。
说起来，朝臣这样做，多少有点不得已。在皇帝说一不二、君威难测的时代做官，如果对皇帝的意图一无所知，还要张口说话，实在有风险。毕竟，能硬着头皮听难听话的皇帝不多。反过来，如果事先就知道皇帝的意思，提前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再加点补充，好处则很大，一个个高官，就是这么爬上去的。皇帝身边的女人，没人敢接触，也没法接触，所以，皇帝身边的阉人，就成了香饽饽。
为何过去的王朝始终有宦官专权这回事？一方面是皇帝信任，另一方面则是群臣宠着。晚清挨骂最多的太监是李莲英，但李莲英还真就没干过以往宦官干的坏事，比如干过政，整过人，甚至连大臣的坏话都不曾说一句。他惟一干过的买卖，就是替朝臣们打听了点儿老佛爷的好恶，时不时露点儿口风。
皇帝信任宦官非常自然，因为他们是残疾人，没有太大的野心，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皇帝的家人，地位低下的家人，可以随便打骂，而不担心他们记仇。但皇帝没想到，自己亲密的身边人，往往成了朝臣用来打探，甚至操控自己的特务。而且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改变不了这种被特务的现状。
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何当今官场会出现“秘书帮”现象。只要做了领导的秘书，似乎就分润了领导的权力。下去走走，下级单位都视同领导。有事儿，打个电话就能搞定，日后的前程也自然远大。只要不犯大错，或跟过的领导不栽跟头，秘书一般都一帆风顺。而且越是位高权重，搞一言堂的领导的秘书，权势就越大。
一些秘书口含天宪，是因为确实有“天宪”存在，秘书发了话，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下属，敢证实这些是不是领导的意思？当然，跟古代一样，坏秘书的存在，或者有人说秘书帮的存在，最大的坏作用，还不是口含天宪借权谋私，而是自上而下透露消息。
我们知道，政策可能坑人，也可能让人一夜暴富。在有些地方，政策往往可能以人治的方式出台，领导的好恶，常常起了关键作用。只要事先了解了领导的意图，往往就可以事先布置，至于能得到什么好处，真没法说明白。总之，不少靠政策发家的人，惟一的法宝就是消息灵通。
现代社会，信息就是金钱，就是权力，凡是能接近权力的人，无论地位多低，有无制度规定的权力，都会被追捧。当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在一些地方没有事情可以保得住密。保密法规定得再严，惩罚的力度再大，有些秘密迟早还是会露出来。当年帝制时代的逆向特务，在今天并没有完全消失。
美国的文官选拔制度
前面曾提及，中国的不少官员出身秘书，那么，美国是怎么选拔官员的呢？
话说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之一，但是，1787年美国宪法中，并没有固定的选拔官员的规制。
华盛顿第一届政府主要依据出身、教养来选拔官员。其后的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政府则主要凭借所用之人的才气、资质来选用，偏重出自大学的教育背景。
因此，1829年以前的美国政府因其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家庭出身，又被统称为绅士政府。尽管如此，每届政府的选人重点，因选拔者个人主观意愿而使被选拔人的条件和标准不一。特别是1829年竞选获胜的杰克逊上台之后，更是宣称应轮流当官，大肆封官许愿任人唯亲，使文官质量严重下降。每届政府更迭，文官也要进行大换血。就连对这种任人唯亲非常不屑的林肯，在有权任命的1639个职位中也更换了其中1457个。这样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各届政府的政治决策稳定性和一贯性，形成了周期性的政局动荡。
1883年议员彭德尔顿提出以美国文官制度为蓝本，结合美国自身特点，以考绩制选拔录用文官并且常任的原则，即《彭德尔顿法》。
《彭德尔顿法》对联邦政府文职人员的招聘、考试、试用期、作弊处理以及行贿受贿的惩罚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为保证法律的有效贯彻，《彭德尔顿法》规定成立一个两党的文官委员会(1978年文官改革法将其废除，由美国人事管理局取而代之)负责实施该法。
《彭德尔顿法》的出台正值美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以考绩制选拔录用的文官不再因执政党的更迭而更换，它有助于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参与竞争，有助于美国政府工作的连续性和国家政策的稳定性。
《彭德尔顿法》标志着美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正式建立。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时，社会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化，对文官制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20世纪以来，美国又先后出台《职业类法》建立分类考绩制度，《哈奇法》反对文官参与政治活动，以及《考绩法》、《培训法》、《联邦工资改革法》等法令。
1978年在卡特政府任内，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文官制度改革法，以着重完善文官的奖励机制。此后，美国政府又出台了改革措施，从而形成了以考绩制为核心的完善高效的文官制度。
自《彭德尔顿法》出台到现在100多年间，美国文官制度虽然历经了许多改革，但最初所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即竞争考试、职业常任和政治中立，一直被美国联邦政府所恪守。
第一，竞争考试制度。即把考绩制用在行政官员的录用上，文官必须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到19世纪中后期，美国人已经从古代中国和近代英国选任官员的经验中认识到，“只有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才能选拔出具有知识、技术和能力(Knowledge，SkillsandAbilities，简称为KSAs)的政府官员”，并从古代中国和近代英国选官制度的经验中找到解决的办法——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制度和“功绩制”原则。这一原则成为美国文官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文官考试制度要求职位公开，任何公民都有资格参与考试，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来选用文官，选拔有用的人才。而且，考试的内容也要坚持实用性的原则。《彭德尔顿法》明确指出，文官考试必须“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强调“应用科学和专业知识”。行政官员的选拔从此有了一个相对公平、统一的标准，这对防止选拔和任用官员时产生的腐败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职业常任制度。即相对的公职保障，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文官常任制度最早建立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这个制度保护了当时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了国家管理的稳定性，所以很快被其他国家效仿。在美国，为了使文官不成为(至少在表面上不成为)某一政党营私的工具，或者不因触犯某一政党的利益而受到报复，以便国家机器能够顺利正常地运转，常任文官制度明确规定文官非犯大错不得解雇，即具有所谓的“职业保险”。1976年正值美国大选之年，文官中被解职的只有3500人，还不到文官总数的0.2%。由于文官终身任职，使美国联邦政府摆脱了过去那种由于总统频繁更迭而带来的政治动荡与政治混乱，保证了政府工作的连续与稳定。
第三，政治中立原则。文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禁止强迫公职人员参加政治活动或提供政治捐款，也不能因为党派的原因而被罢免。“政治中立”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行政官员从政治的控制与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行政力量的原则。“政治中立”也是美国文官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行政是一种事务领域，因此，行政应该从政治的混乱与纷争中摆脱出来”。“行政问题与政治问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政治问题是属于政策的制定问题，而公共行政则是公共法律明确而系统的执行活动”，“当政治控制行政执行的时候，政治对行政的渗透程度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就会导致政府的低效率”。美国现代文官制度通过确立政治中立原则，保护了文官免受政党政治侵犯，既实现了在政府行政中的去政治化，也保证了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克服了传统官僚制度的诸多弊端，提高了官员素质和政府效率，提高了美国政府的管理水平，为20世纪初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提供了人事保障，促进了美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虽然现代文官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且文官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如官僚主义严重、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官员僵化保守等弊端，但现代文官制度所形成和确立的包含“理性、法治、效率、责任”等核心价值的官僚体系，体现了工业文明阶段美国社会的复杂化和高度有组织化以及管理科学化和系统化的历史要求，其目标在于促使政府治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趋势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2014年3月4日《南方人物周刊》、中国网、华夏经纬网、大河网、中青在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