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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峙岳:天山兴义兵 将军亦是“读书郎”
文 | 刘念国
 “公公一生爱书,幼时精读四书五经,学习孔孟之道。青年时博览进步书籍,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晚年,日日捧读共产主义书籍,学习马列。他戎马一生,苦读一生,不仅是开国上将,也堪称开国之儒将。”陶安兰说。

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县(火龙洲)人。

1946年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925率部在新疆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1954年,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身素雅的洋装,微卷的短发显得别样精干。当62岁的陶安兰站在她的爷爷——陶峙岳将军戎装照前时,记者禁不住惊呼:“您和陶将军太像了!”

陶安兰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她说话语速极快,虽然声音不大,还夹杂着些许宁乡口音,却透露着将门之后的果决。

“昨晚我看了你的采访提纲后,整理了一些材料。怎么说呢,公公(编者注:宁乡把爷爷称为“公公”)一生纵横长城内外,天山南北,就像一本波澜壮阔的大书,要聊透只怕要说上3天”,陶安兰抬腕看看坤表,不容置疑的声音,“聊3个小时吧,我和你尽量把公公书生报国,善读书、会读书,经世致用的故事聊透彻。”

                        

“在新疆石河子市街心花园的正南方向,现在建有一个博物馆。但在当地老人眼里,这里却永远都是‘陶峙岳公馆’——公公当年读书起居的地方。从经史子集,到《猛回头》、《警世钟》,再到《新民主主义论》、杨增新的《补过斋文读》,甚至凯瑟琳·马嘎特尼的《外交官夫人回忆录》,公公一生中总是能够根据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有选择地读书。正因为如此,他总能够准确地判读形势,准确地把握自己的人生,总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准确地随时代的脉搏搏动。”陶安兰瞥一眼墙上的陶峙岳戎装照,语速缓慢了下来。

     1898年,6岁的陶峙岳被父亲陶福生送到陶家私塾。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他几乎可以把《三字经》、《大学》、《论语》、《中庸》、《孟子》都背诵下来了。10岁那年,陶峙岳几乎通读了四书五经。

    1908年,陶峙岳进入湖南陆军小学。陆军小学文武兼重,他发现这里有很多比自己更加优秀的同龄人,更加发愤读书。

    此时,学校外面风起云涌。长沙先是经历了萍(乡)(阳)(陵)起义,接着又是民众抢米风潮和惊动全国的保路运动,这些事件,改变了陶峙岳的读书方向。

    每天放学后,陶峙岳找来《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阅读。他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革命”,开始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116月,陶峙岳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南陆军小学毕业,被推荐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继续深造。

这一年夏天,陶峙岳回家奉命成婚,然后准备远赴武昌。临别前,他给自己新婚不久的妻子周庆仪写了一首诗:“不见古来人,看看成白首。男儿志四方,安敢事株守。”

从此,那个陶家私塾里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的小孩子,在进步书籍的影响下,投入到了滚滚的救国图存洪流中。

陶峙岳于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后加入了同盟会,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曾任湘军营长、团长。1926年又参加了北伐战争,戎马生涯中,仍手不释卷。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时,陶峙岳任国民党军第76军中将军长兼第8师师长,他立即从庐山军官训练团赶回陕西部队驻地,请缨抗战。并以日寇侵华史和戚继光、林则徐、左宗棠等御侮事迹教育部队,他亲自登台演讲,“慷慨处,声泪俱下,睚眦欲裂”,激励将士怀必死之决心,血拼倭奴。

919,陶峙岳率部从陕西经河南,抵达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将士受其鼓动和激励,作战极为英勇。在蕴藻滨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一举击败守敌。之后,日本陆空军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势,敌我力量悬殊,陶峙岳率官兵顽强抵抗,坚守阵地22天。

当撤出战斗时,第8师战斗人员仅剩700多人,陶峙岳因此荣膺“抗日名将”美誉。

                  

19464月,张治中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后,陶峙岳调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张不在兰州期间,全权代行处理军政长官公署的日常事务。陶峙岳以公正态度周旋于甘、宁、青、新四省,平息了一系列棘手事件,使西北局势维持住相对的稳定。

在此期间,蒋介石三令五申要镇压共产党,但是远在西北的陶峙岳却并没有执行命令。

“公公读过的书里有忠义孝悌,服从领袖,可也有公理人心。”陶安兰说。

面对蒋介石的命令,陶峙岳不但抗命不从,还选派可靠的警备司令部交通处长,武装护送重获自由的杨之华、马明芳、张子意、高登榜等130多名共产党员和家属子女,克服重重困难,返回延安。

19475月,新疆政局再次出现动荡後,陶峙岳兼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主持新疆军务。

 “公公主持新疆军务期间,对杨增新(编者注:杨增新,光绪三十四年入疆,先后在阿克苏、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地任道台。1912年被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督军、省长。19286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治疆的一些积极做法比较推崇。公公曾不止一次对身边人说,新疆的特殊位置,造成清末以来成为英国及俄国争夺、侵略的对象。在杨统治时期,中国陷入军阀争战而无瑕顾及新疆,杨却积极与英、俄国两国多次争取权利,包括保护俄境华侨、要求英俄商人纳税等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俄国革命以后,他还与新政府订立了较为平等的新通商条款,并趁此时机要求英国取消原本拥有的最惠国待遇。此外,他在面对俄国内战时,严守中立,保境安民,并驱逐入疆的白俄残部,使新疆不受到俄内战的侵扰。而外交上的成功,使得在他统治时期,新疆未受到到严重的侵略。”陶安兰扫一眼案几上整理好的资料,娓娓道来。

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曾经评价杨增新,“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有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惟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这段话让陶峙岳很“震撼”。杨一生著述丰硕。有《补过斋文读》正续编54卷、《补过斋日记》30卷、《读<>笔记》6卷、《读(老子>笔记》7卷、《阴符经补注》7卷流传于世。陶峙岳悉数找来,日夜研读。

此外,原英国驻喀什的首任领事、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的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写过一本《外交官夫人回忆录》,陶峙岳通读之后,认为她对20世纪初新疆政治生态的理解,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洞察力。

“中国新疆,顾名思义,是属于中国的地方,现在由中国人治理着。汉族人与中亚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汉朝时代。在其后的许多世纪中,汉族人在这里的统治曾多次减弱乃至中断,这样的时期相当长。但是中华帝国的威望与影响巨大而深远,所以汉族人总是能成功地返回这里。而做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使用多少武力和军队,而是本地人自己似乎一直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

 “制定法律时,他们很慎重,不知不觉地使制定的法律取悦于人民。”

“汉族人信奉孔子儒学,但他们一点也不干涉当地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

陶峙岳读书,注重经世致用,讲究悟书养性,强调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从书中吸取为政之道、用人之术、治军之策。他对上述段落和句子,不仅了然于胸,也推崇备至。他性情豁达,平素也常和同僚属下交流,正因如此,他迅速与新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达成了安定全省、团结各民族实现和平的共识。

                   

     1949年春,蒋介石钦令陶峙岳率部入关加入内战。面对一道道急电,陶峙岳一味拖延,使得新疆部队最后也没有入关加入到内战中去。这一年,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败退,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则势如破竹,席卷全中国。

这时的陶峙岳在自己的书房中,静静地读着书,思索着自己的未来,也思索着10万新疆官兵的未来和新疆的未来。

1949925,在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的协助下,拥兵自重的“西北王”陶峙岳在民族大义面前顶着巨大的压力,率驻新疆的10万国民党军官兵通电起义。

得到了陶起义的消息,王震(彼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兴奋不已。他和许光达(彼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奉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命令,率部进入了酒泉城,写下了“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的诗句。

107,陶峙岳亲赴酒泉,这次会见,实际上是4位湖南老乡的聚首——王震是浏阳人,陶峙岳是宁乡人,彭德怀是湘潭人,许光达是长沙人。

4个湖南骡子经略西域,却兵不血刃,下了一盘很屌的大棋,一个个笑逐颜开,陶峙岳为此还赋诗一首:

    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渡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迎尽开颜。

    陶峙岳尤其喜欢屈原的《橘颂》。当解放军入疆后,他便对王震说:“把部队完全移交给解放军后,我就解甲归田,橘园吟诗了。”

    王震连声说:“解甲归田,绝对不行。故乡虽美,祖国更大;橘园有诗,毕竟太小。要经营,就经营大的,种新疆这块大田。”

 1950年,新疆驻军开始屯垦戍边。陶峙岳参与领导了新疆的建设和开发,为把新疆建设成“塞外江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陶峙岳因卓越功绩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从那以后,他更加热忱地投入到了新疆建设中,在他的领导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工作之余,花甲之年的公公此刻更多读的是《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之类改变自己世界观的书”。陶安兰说。

     陶峙岳后来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时也说,“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时开始逐步加深的。他们襟怀坦白,不谋私利,生活俭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他们统率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是真正的人民军队,令人无限敬佩……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我亲身经历了战争和生产战线上艰苦的战斗历程,亲眼看到戈壁滩成为绿洲,看到新疆各方面发生了飞跃的变化……因此,我从实践中确认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无限光荣的。这是我数十年曲折、迷误和辗转反侧中,在革命先行者们的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的结合下认定的真理。1965年,我排除自卑心理,向党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由于十年动乱,这事情自然就被搁下来了”。

“文革”结束后,陶峙岳再次提出了入党申请。他回忆说:“19825月,我再次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同年928日,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老终于以90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年龄最长的新党员。   

“公公一生爱书,幼时精读四书五经,学习孔孟之道。青年时博览进步书籍,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晚年,日日捧读共产主义书籍,学习马列。他戎马一生,苦读一生,不仅是开国上将,也堪称开国之儒将。”陶安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