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政要文集出版内幕
本刊记者 肖婷婷／整理
5月20日至21日，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亚信第四次峰会。作为普京此次访华的一个重要成果，《普京文集》的策划与出版广受关注。而在此之前，外国政要文集中文版的出版内幕，更是饶有故事。
《普京文集》出版： 特事特办
据《普京文集》责任编辑、俄语博士柏英介绍，从正式接到任务到《普京文集》送印厂印刷，其实只用了一个月时间。
“大概是2月的时候，我知道社里打算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文集的事宜。整个3月份，双方一直在沟通怎样合作。”
“真正接到任务是在清明节假期前一天。”柏英记得很清楚，那天是4月4日，刚忙完上一本书的首发式就开始这个“出版社近10年来最紧急的任务”。
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将已选择并进行了初步翻译的43篇、50多万字的文稿陆续移交到柏英手上。这43篇稿件主要包括2012年和2013年两个年度的总统国情咨文、预算咨文、年度的大型记者答问和视频直播连线等，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及很多关乎民生的问题。
为保证文集按时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专门成立一个工作组。“我记得当时领导说，柏英需要谁，谁就得配合；用你们到几点，就得到几点。”柏英说组里会俄语的人只有她一个，其他人必须等她提供了定稿之后才能进行，压力非常大。有约20天的时间，柏英每天都要翻译约1万字。为了尽快完稿，她还求助了自己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导师和同学。
与编辑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文章和图片的版权以及书号申请工作。
按照正常程序向外方申请版权，一级级报上去，会耗时很久。但这次，据柏英透露，中方的申请材料经外交部递交俄方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了结果。柏英记得是4月中旬的一天，她接到通知。对方的原话是，“普京总统亲自同意并授权”。柏英说，“当初我们以为最多是俄罗斯总统府相关部门授权给我们，没想到是普京本人。”这个消息，给了柏英团队极大的鼓舞。
外国领导人的文集，属重大、敏感选题，需报新闻出版总署和外交部审稿。一般情况下，二三十万字的稿子，一两个月能回来就是很快的了。但这次的《普京文集》外交部动用了好几个人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全部看完了。柏英开玩笑说：“上级让我们加班是常有的，这回我们破天荒地让上级加了一回班。”
就在所有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又一个好消息传来——外交部长王毅将亲自为《普京文集》作序。他在序中写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导下，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成为当今世界内涵最丰富、水平最高、最具战略意义的一对大国关系……《普京文集》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有这样重大的意义，更让编辑团队感到振奋。
5月12日，捧着热乎乎的文集，柏英来不及感慨，先送到俄罗斯驻华大使馆。5月13日，终于迎来了首发式。仪式开始前，柏英接到一个电话，让她大吃一惊。原来有不少嘉宾和媒体记者早到了。柏英解释说：“俄罗斯谚语里有句话说：不速之客最可怕。在俄罗斯，赴宴最好比预定时间晚到10分钟，意味着要给主人充分的准备时间。这和中国的文化差异非常大。”所幸，大使馆方面表示理解，协调后来宾们得以提前入场。
“整个过程全都是特事特办，连大使馆都开了绿灯。”柏英感慨地说。
《普京文集》由于内容独家、装帧精美，定价128元。很多人担心定价太高，但柏英很有信心。“我们设想的受众群一是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二是学外语的，三是关心时政的普通读者。中国有很多普京迷，我本人在编辑的过程中也被文章的内容和普京总统独特的语言风格深深吸引。”
“普京的语音很感性，也很有力量。比如他说，‘国家安全领域的腐败其实就是叛国’。他还有句名言，‘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一无所知。我想，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包括我自己’。”当然，遗憾也是有的。文集付印后，柏英看到了普京最新的视频连线访谈，内容很丰富也很精彩。“如果能收录进来就好了。”这种遗憾只能留到以后弥补，但总的来说，柏英相信，《普京文集》在中国是有市场的。它的出版，不仅是一次政治献礼，从商业角度来说，也是一次完美的策划。
马恩列斯著作： 集体智慧编译结晶
普京不是第一个出版中文版文集的外国政要，在他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都曾被译为中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1938年，党中央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1949年，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先后成立，成为系统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1953年，这两个机构正式合并成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职能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全部著作。
1959年10月1日前,《列宁全集》一版38卷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全部译完出齐。但由于这个译本完全是按照苏联斯大林时代的俄文第四版翻译的,有严重缺陷。于是从1975年起,编译局开始筹划重新编译《列宁全集》。
1990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全部出齐,比《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卷次和收文还要多,成为我国自行编辑的、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中央编译局近百位同志参与了这一历时15年的工程,这是一项耗费精力体力,甚至耗费生命的巨大工程,在这项工程完成后的不长时间内,竟有11位翻译家相继辞世。
“我们都称他是拼命三郎,走路快,吃饭快,为了节省时间,牙坏了,就在小摊上解决,始终是那种一心为事业的紧迫感,去世时才64岁。”76岁的李洙泗回忆起已经逝去18年的自己的老领导、《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设计师和组织者、时任编译局副局长的林基洲,依然泪眼婆娑。“他这一辈子,对马列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这种信念深深融入到他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指导思想和组织策划中。”
以《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为蓝本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是中央编译局在新世纪初期开展的最重要的经典编译工程。鉴于70卷本的全集第二版需要经过多年努力才能出齐,为满足社会各界对经典著作最新版本的要求,遂考虑在较短的时间内先将马恩最重要的论著加以审定,编为十卷出版,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4年,中央将其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为完成这个艰巨复杂的任务,编译局许多老同志发挥了中坚作用。
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译出版胜利完成,获得了中央领导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
马列恩文集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不动摇，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普京文集》中文版则更具现实意义，它不仅是普京访华的重要成果之一，更是中国人民了解俄罗斯，了解普京的一扇旋转门。
(摘编自2014年 第251期《环球人物》、2011年6月27日《光明日报》、新华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