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 甲午海战检讨
本刊记者 刘念国／文
放眼各大军事论坛，曾经很多人YY，说北洋是“亚洲第一的牛逼舰队”，我只能说，这是洗脑的意淫——具体到各类兵器上，日本联合舰队分分钟秒杀北洋。
先说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技术”——测距方法。
当时，北洋水师使用的测距方法为复杂原始的六分仪测距法，用六分仪测量敌我间距一般有3种方式：如果明确敌方来舰身份，又预先在情报手册上掌握了敌舰的桅杆高度，则测定远方敌舰的桅杆高度，然后对照测高表，才能求出距离数；还有一种办法，是测距员在桅盘内，用六分仪“测海平及敌船所在海面所有角度”，然后对照专门的测距表推算获得；最后一种办法是，军舰首尾各由1名测距员测量敌舰所在的原点，然后根据“已得二角一边可求其余二边，取中数为相距数”。
相比北洋水师的测距办法，日本联合舰队大量装备了先进的武式测距仪——通过使用类似望远镜一样的武式测距仪观测远方目标，当左右目镜调焦调实后，刻度表上就会自动显示出目标的距离。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日本联合舰队采用如此先进的装备，在射击测距时，要比北洋水师快！得！多！
火炮的巨大差距
再说火炮。
当时北洋舰队装备的大多是射速缓慢的旧式架退炮，射速一般在4、5分钟1发，譬如位于定远舰中部的主炮台上，装备有4门305mm口径的克虏伯架退巨炮，每门炮编制足足有16名炮手（正副炮目各1人、掌定向杆1人、夹定左右2人、夹定进退2人、掌起杆2人、掌取弹2人、掌装炮2人、补空1人、掌药运药各1人）。
当重达292千克的弹头、以及几包分别重达72千克的药包已经被装填进了炮膛后，炮目（即炮长）站在炮尾，手牵发火绳准备击发，同时三点一线观察着表尺、准星、敌舰，不断地下达口令，“执钩绳立炮后，按令定向”，负责调整俯仰的水兵则立刻转动俯仰手轮，副炮长在一旁监督水兵的操作，“细心查看，勿令太过”，开火时，炮台上腾起一团白色烟雾，同时火炮发出天崩地裂般的巨响，紧接而来的是巨大的震动，重达30余吨的大炮，被巨大的后座力缓缓推向下炮架的末端，整个炮台顿时笼罩在了辛辣呛人的烟雾中！
而后，费九牛二虎之力（人力）再次推回下炮架的前端，打开炮闩，迅速洗刷炮膛，掏出未完全燃烧的药包，再装炮弹，再装药包，再装引火管等。
做完这一切，还要等烟雾散尽，调整瞄准左右和上下角度，才能再次射击。
而日本联合舰队采用的是先进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有原始复进机，使用燃烧干净的下濑火药，和无烟发射药，射速是北洋水师的三倍多！
数量上同样存在巨大差距，北洋舰队装备的100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共58门（如果不计算后期加入战斗的“平远”、“广丙”，则北洋舰队接战时100毫米口径以上火炮仅有52门），日本联合舰队装备的则多达104门；而100毫米以下的火炮，依然是联合舰队占优：北洋舰队共装备163门（不计算后期加入的军舰，则为135门），日本联合舰队装备的数量为171门，弹药方面更是代差。
但就是使用这么劣势的装备，北洋水师依然表现出了比日本更强的战斗素养：海战中，定远305mm克虏伯架退巨炮发射的炮弹数量，比浪速280mm炮发射的还多；而相同型号火炮的发射速度，镇远舰2门150mm克虏伯炮平均每门发射74发，浪速和高千穗舰同型炮每门炮平均发射只有50发和29发。
此外，不仅射速低，北洋舰队的都是初速低、弹道弯曲的短身管老式架退炮，比起日本舰队40倍长身管、高初速的高精度管退炮来，命中难度也大得多。
可就是这些笨重、难以瞄准的老式架退炮，竟然取得了比日本新式管退炮还高的命中率。
火药的巨大差距
再说火药。
就甲午海战而言，想想火药竟然还是我们老祖宗牛逼哄哄的“四大发明”之一，真是莫大的讽刺。
日军从战前就装备了填充下濑火药的新型炮弹，而北洋水师仍然在使用实心炮弹，以及烟大威力小的黑色火药填充的炮弹【即便是这样的炮弹，也数量不足——甲午海战前半个月，赫德（英国人，28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在衰朽的旧帝国制度中创造出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他怀揣大英帝国的野心，却又以“中国政府外籍雇员”自居）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不仅在火力上，便捷性上也远远落后于日本的下濑火药。
因此，相较而言，与其说，北洋水师败在没有更新舰只，不如说，在海军火力的技术更新应用中，北洋水师没有赶上日本而惨败。
北洋水师从创建开始，通过外购和自造等途径获得的开花弹装填的都是黑火药，用火药来充当炸药，其威力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只能通过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和炸开的炮弹碎片来杀伤敌军、破坏敌舰，这也就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前的历次重大海战中，从来没有一艘军舰是被炮弹直接击沉的原因所在。
1888年9月，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开始着手研究苦味酸，至1891年配制成功了以苦味酸为主要成分的烈性炸药，定名为下濑火药，并于1893年1月28日正式开始在日本海军中换装填充下濑火药的炮弹，此举在当时世界上都极为“冒进”（由于担心苦味酸炸药爆性不稳定，欧洲列强海军并没有采用这种烈性炸药，直到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时，俄罗斯舰队的炮弹弹头内填充的还是爆性较弱的棉火药）。这种炮弹具有一系列惊人的特性，首先炮弹的灵敏度极高，即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能引发爆炸，而且爆炸后，不仅会形成普通黑火药炮弹爆炸时那样的冲击波和炮弹碎片，还会伴随有中心温度高达上千度的大火，号称对钢铁都能点燃。
此外，这种火药爆炸形成的火焰，会像汽油着火一般四散流动，即使在水中都能持续燃烧一段时间。炮弹击中目标爆炸时，还会出现有毒的黄色烟雾，与黑火药炮弹爆炸时产生的白色烟雾完全不同。
当时，欧洲的主要步枪与机枪弹药，已经开始从黑火药更换为无烟火药，而且引进这一类的火药生产设备，相较军舰而言，更为便宜简便，苦逼的是，大清帝国就！是！没！有！
于是，甲午海战一开始，日舰几炮就把定远击伤，指挥旗都升不起来；舰况较差的超勇干脆直接被爆炸产生的大火烧沉；广甲逃命搁浅，两天后被击毁。而邓大人指挥的经远，靠着可怜的黑火药和实心弹，苦战4小时，也没有击沉一艘日舰，最后自己以身殉国。
为什么北洋水师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舰皆沉，而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重伤不沉，追本溯源，其实就在于兵器的技术细节。
测距方法、火炮、火药，再加上本文没有涉及的吉野等舰航速的优势，中国的近代史就被这些细节决定了！至于亚洲第一铁甲舰镇远（请勿乱喷，笔者这里只说吨位），更是在自家门口触礁受伤，最后因为无法修复被日本舰队俘获的！又是草泥马的一个技术细节问题……
不妨设想，残酷的甲午大海战中，北洋水师官兵操作旧式的火炮，采用原始的瞄准方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命中了日本军舰，但是紧接而来的可能是命中的炮弹根本不爆炸，或者爆炸产生的破坏效果完全低于期望，而完全相反的是，日本舰队发射的炮弹如雨点般袭来，一旦命中往往就燃起熊熊烈焰，这种情况下，对士气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样的逆境下，坚持作战近5个小时的中国军人，具有的又是怎样一种精神？
指挥机构的三大缺陷
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水师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另外北洋战舰的功率、航速、舰龄、火炮等均劣于日本，只有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可对日军造成较大威胁。
当然，北洋海军的编制、军官教育程度比大清国陆军较为近代化，但是，与日本海军相比，仍有三个不可忽视的重大缺陷。
其一，是海军首脑部门的缺陷。虽然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但该衙门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都另有要职，无一人为海军衙门专官，海军衙门几乎等于空设。不仅如此，海军大臣中无一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也没有受过海军专门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实在难以制定正确的战略，也难以与陆军协同作战。
其二，海军不统一。北洋海军实力虽已逊于日本，但若加上南洋和广东的几艘能胜任海上作战的舰只，实力便可与日本海军接近。但海军未形成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结果力量分散。甲午海战后，李鸿章试图调南洋舰来加强力量，但没有成功。北洋海军投降时，还发生了降将牛昶昞要求返还原属广东的广丙舰的笑话。
其三，正是由于首脑部门的缺陷，使北洋海军缺乏明确、周密的计划与战略，缺乏争夺制海权意识，只能采用守势战略、消极防御战略。
高度理性的“作战大方针”
反观日本，在开战前，8月5日，广岛大本营就制定了“作战大方针”。根据这个“作战大方针”，日本的整个作战部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派遣部分军队进入朝鲜境内，牵制清军，加强对本土战略要地的守卫，并继续动员陆军出征。同时，以海军联合舰队寻求与中国海军进行海上主力决战，夺取制海权。
第二阶段的作战，视第一阶段的海战结果而定。根据第一阶段海战的可能结果，拟定了甲、乙、丙三种作战方案。
甲案：如果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即派陆军由渤海湾西岸登陆，在直隶平原寻求与大清陆军进行主力作战。
乙案：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夺取平壤并固守，扶持朝鲜“独立”，海军扼守朝鲜海峡，并保护部队的运送。
丙案：若海军战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守卫本土，海军则退守日本沿海。
这的确是一份详细周密的计划，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中国的狼子野心——这里暂且不对这一作战方针给予过多评论，只想澄清一种认识上的错误。
有论者根据这份作战方略，特别是提到了第一阶段中海战的第三种可能，就得出结论说，日本没有海战胜利的把握，进而认为中国海军实力不比日方弱，北洋舰队不是败在实力上。其实，作为作战总方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当然应该考虑到初战的所有可能结果，哪怕这种结果的概率极小。
在战争中，优势一方不敢以百分之百的把握保证战争的胜利，古往今来，不乏以弱胜强的战例。但是，估计到失败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说缺乏战胜的信心，更不能由此而认为估计者力弱心怯。从这份作战计划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统帅部军事上的高度理性，如果由这份高度理性的作战计划，得出非理性的片面结论，跟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一般来说，作为侵略战争的发起国，是有强于被侵略国的军事优势的。而日本迫不及待地挑起事端，发动战争，就是因为特别看重海战在中日战争中的作用，自信日方海军的绝对优势。
谁应负甲午战败主要责任
湖南湘乡人、开国中将、原海军北海舰队政委丁秋生之子丁一平（原海军副司令员、中将。父子皆中将，潇湘好儿郎，赞！）认为，甲午战争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机。政治统治的腐朽没落，战略决策的消极保守，派系党伐的明争暗斗，封建军队的腐败涣散……这些才是导致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北洋舰队成军之后，朝廷大员指手画脚者多，真正帮助扶持者少，前来校阅观摩者多，前来解决问题者少。这致使战争即将爆发时，舰队战备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毫无疑问，北洋舰队将领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分析，许多关键问题确实不是他们能够解决的。在指责他们负有战败责任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这样一些重要事实：
事实之一：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日，也是停止发展之时。1891年，清廷决定停购外洋船炮两年，丁汝昌十分着急，他曾上奏：“……从前所购船舰，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悬异，且快炮未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拄，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但是他的多次建议均未被采纳。大战在即，为应对日本威胁，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银61万两的最低要求，清廷仍旧拖而不办。大战之前清廷大兴土木修园，所花银两再建两支北洋舰队也绰绰有余。大战之后割地赔款图苟安，所赔银两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不禁要问，连添置几门快炮都办不成的舰队将领，何以承担战败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二：消极防御战略贯穿北洋舰队作战的全过程，“保船制敌”、“以战为守”方针束缚着北洋舰队，但北洋舰队将领只是这一消极作战方针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仅举一例：丰岛海战前，丁汝昌对日本舰队来袭就预有判断，制定了亲率北洋舰队主力8艘战舰护航的计划，这个计划开始也得到李鸿章的认同，并授权“相机酌办”，丁汝昌据此提出了“大队到彼，倭必开仗”、 “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的应对之策，但却被李鸿章训斥后取消了大队护航计划。结果丰岛海战中清舰在明显劣势下惨败。连派出多少兵力都说了不算的舰队将领，如何承担指挥不当的主要责任？
事实之三：甲午战争并非只是海战，陆上作战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陆海相辅相成，陆岸是北洋海军的依托。陆上作战，尽管广大清军官兵也有英勇作战之举，但总体上是败得快、败得惨。辽东战场，日军顺利占领辽东半岛，使北洋舰队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顺；山东战场，日军荣城湾登陆如入无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台一日之内全部失守，北岸炮台和卫城守军不战而弃守，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成为孤军，苦苦等待的陆上援军始终未见。甲午战争海战的失败固然影响重大，陆战的失败又何尝不是如此，陆战惨败的责任又该谁来负呢？
事实之四：刘公岛被包围后，清廷内外臣工、将领意见纷纭，有的主张舰队出击；有的主张退往烟台；有的主张水路相依，协同作战；有的主张固守威海，陆上增援；最后是哪一种决心也没定下来。结果是，港口被日联合舰队绝对优势兵力死死封住，舰队出击“出不去”；陆岸被日军全部占领，协同相依“依不上”；陆上增援清军无影无踪，坚持固守“守不住”，最终舰队只能走向悲壮的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