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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不到的京牌,隐蔽的生意


王蒙 /文

自从2011年北京开始实施摇号买车之后,北京牌照就成了稀缺品,中签率逐年降低。几千里挑一的摇号概率以及四十多万人的新能源指标排队队伍,让北京小客车指标变成了一门好生意。

只跟熟人做生意

租赁一张京牌的价格从每年数百元上涨至数万元,不过六年时间。在这期间,北京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已经从2013年的24万个下降至2019年的10万个。

相比于走下坡路的新车市场,车牌生意堪称一本万利。中介杜凯细算过一笔账,仅这个4月他就通过车牌买卖获得了十余万元的利润。他丝毫不担心有人来跟他抢饭碗,这个中介圈子相对封闭,没有熟人引荐即使拿钱也没有人愿意跟你做生意。“资源共享”已经成为圈内人的共识,因为市场足够大,没有人可以独吞。

做北京小客车指标买卖近十年,作为中介,杜凯有一条原则——只跟熟人做生意。相互之间知根知底,可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哪怕你手里有钱,如果他觉得不可靠,宁可不挣这笔钱。

去年8月,一位老客户介绍自己的一个朋友来见杜凯,想租赁一个北京指标。询价过后,尽管对方一直在微信上跟杜凯互动、表现积极,但这笔生意最终没有做成。

杜凯通过中间人了解到,老客户带来的这位朋友,不仅有吸毒史更有赌博的嗜好。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只要跟“赌”和“毒”沾上,杜凯都将其视为“高危人群”,坚决不跟这些人做生意。

滴滴司机也被杜凯视为“不能合作”的群体。整天驾车在路上跑,出事故的概率很高,一旦发生车祸或者肇事逃逸,出租车牌的一方很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相反,在北京有房产、有正当稳定职业的都市白领、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是杜凯愿意打交道的人。

持有北京小客车指标的人被称为“标主”,买方付一部分订金委托中介寻找有意出租或出售的指标。摇号多年依然毫无所获的“北漂”与手持指标的“标主”,在“杜凯”们的牵线搭桥下,接上了头。围绕着牌照的租赁和买卖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一牌难求”的现状,则催生了一个公开却又隐蔽的地下交易市场。

价格一天一变

北京小客车指标的租赁有短租和长租之分,短租以一年起租,价格从两年前的五六千元租赁一年,已经上涨至一万五六千元。三年期的租金是1.4万元每年,五年期的租金则1.2万元每年。杜凯说,这还是今年3月份的报价,就连京牌的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的年租金也要六七千元了。

长租最长可以到20年,也就是所谓的“买断”,这种方式承租方需要花费14万~15万元,可以租赁使用20年,甚至标主的身份证也可以直接给承租方使用。杜凯解释说,20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20年,实际上你可以永久使用这个指标,标主一般不会再收回这个指标,业内将其统称为“20年”。

摇号多年无果却又拥有购车刚需的人,成为了购买指标的主要人群。素不相识的两人,因为一纸指标建立联系,相互之间最需要的是信任。金钱和抵押物可以帮助建立这种信任。

对于三至五年的中短期租赁,标主对承租人的要求很多,比如,必须给车辆买100万元的保险,同时车辆“绿本”(即机动车登记证书)必须放在标主手里。

“绿本”不在自己手中,始终心里不踏实。一旦丢失或被有心人利用,拿去做抵押贷款,租赁指标的人很有可能人车两空,还背上债务。程先和正是有此担忧,才在开始时下决心花钱“买断”一个指标,将“绿本”保留在手中。

价格的波动是以天来计算的。想买的人多,标主就抬高价格,特殊时期,标主上午和下午的报价都能不一样。标主有此底气的原因是,这个市场从诞生之初就是卖方市场,买方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一方。

通过梳理过自己手里的客户,杜凯发现,一批有着“进京”刚需却多年摇不到号的人,直接推高了小客车指标市场的价格。

牌照从何处来

市场上的北京小客车指标数量是有限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仅凭自己的人脉关系网去寻找指标就是一道门槛。

一位中介人脉有限,通常需要委托其他同行共同寻找。互不相识的买卖双方最终能够完成交易,需要数个中介牵线搭线。一旦交易完成,促成交易的每个中介都能分得一杯羹。

信息的不对称催生了一批以此为生的中介,圈内称他们为“标商”,他们依靠多年的合作形成稳定的联系。成千上万的人在北京来了又去,但车牌却以相对稳定的方式在北京流转。维系着这些车牌流转的是一个遍布全国的中介网络。

中介的存在既有市场因素,也有历史原因。在北京交管系统未并入全国大网时期,由于违法信息处理传递“技术”层面的原因,让一批外地京牌车主事实上享有“特权”。

全国交通违法信息联网之前,各地交管部门使用的系统并不统一,例如山西、陕西等部分省市交管部门启用的是同一套管理系统,但北京等地的交管部门使用的是自己研发的系统。两个系统之间并未联网,导致在北京上牌的车辆如果在山西或者陕西有违章行为,不会被录入北京交管系统,车检也不会受到影响。

随着2012年北京交管系统并入全国大网后,“京牌车主”外地违章不受处罚的情况不再出现,但这批外地车挂的京牌并没有作废,而是通过中介回流至北京。这批车牌也就成为北京市场上车牌交易的主流。

今年417日,网上流传的《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19-2020年)(征求意见稿)》指出,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对已实施限购汽车的地方,应加快由限制购买向引导使用转变,并且2019年和2020年车牌增量指标数量在2018年基础上分别增加50%100%

该征求意见稿还提到取消对限购城市无车家庭购车的限制,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施限行限购,已实施的必须取消。不过,国家发改委向媒体回应称,正在了解相关情况,所有政策的出台都是经过反复论证、充分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

多年摇号不中的无车家庭似乎看到了曙光。尽管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杜凯能够明显感觉到,新能源指标询价的人变少了,选择“再看看”的人多了。“一旦政策放开,指标价格肯定会下跌,但政策哪是这么容易放开的?”杜凯在微信群里告诉同行,“不要慌,还能挣钱。”

摘编自《每日人物》201957